理論的：神話和教義。假設
實踐的：崇拜。技術
十一
可以允許把一組或任何一組社會的、宗教的、生理的或倫理的事實確定為另一組這類事實的“原因”嗎？理性主義的歷史學派、甚至最新的社會學會回答說：“當然可以”。他們會說，那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和我們對歷史知識的深化。但事實上，對於“文明化的”人而言，總是暗含著以一個基礎性的理性的目標作為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他的世界其實就沒有意義。並且，他在選擇自己的基本原因的時候，總是放任自己於最缺乏科學性的自由中，而在這一自由中，毋寧說存在的是某種喜劇性的東西。一個人可以選擇這一組或者另一組事實作為第一因——這是引起爭議的無盡的源頭——所有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時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學為基準來自稱是對“歷史程序”加以闡述。席勒在他的一個著名的陳詞濫調中對這個方法給出了一個經典的表述，在一首詩中，他說，“世界混亂”（Weltgetriebe）與“忍受飢餓和忍受愛”（durch Hunger und durch Liebe）是一致的；從理性主義進入到唯物主義的19世紀已經把這個看法變成了信條。效用崇拜達至頂點。以至於達爾文以他的世紀的名義犧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論。生命事實的有機邏輯被披著生理學外衣的力學所替代。遺傳、適應、自然選擇成為具有純粹機械內涵的效用原因。歷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空間中”的某個自然主義的運動所替代。（但是，不論什麼東西，皆有其歷史的或精神的“過程”嗎，或者說有其生命“過程”嗎？對於諸如文藝復興或啟蒙時代這樣的歷史“運動”，可以以科學的運動概念來加以處理嗎？）“過程”這個詞消除了命運，揭開了生成的秘密，並且，看哪！不再有世界事變的悲劇，而只有世界事變的一個準確的數學結構。“準確的”歷史學家就在這結構之上來闡述這樣一個前提，即：在歷史圖象中，我們的面前有一系列機械性的“狀態”，適合我們作理性的分析，如同適合於一種物理實驗或一個化學反應一樣；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標都能被分組歸類，作為在可見的表面的一個可理解的體系。這實在是簡單得令人吃驚。人們一定會承認，對於一個極其膚淺的觀察者來說，假設（就他的個性和這個假設的世界圖象而論）可謂是不費吹灰之力。
就這樣，飢餓和愛成為了“民族生活”的機械過程的機械原因。社會問題和兩性的問題（兩者都屬於一種公眾——全然公眾——的生存的“物理學”或“化學”）成為了功利主義的歷史的明顯主題，因此亦是相應的悲劇的主題。因為社會戲劇必然地伴隨有對歷史的唯物主義處理，在歌德的《親和力》（Wahlverwandtschaften）中最高意義上的命運，在易卜生的《海上夫人》（Lady from the Sea）中變成了不過是性的問題。易卜生和我們大城市裡的所有理性詩人都只是建造——從他們的第一原因建造出他們的最後結果——但他們不會歌唱。作為藝術家，黑貝爾千方百計想要以其與其說是直覺的不如說是鑑別的氣質去克服這種純粹的散文化的因素，以便無論如何要成為一個詩人，因此他只能絕望地和整個地以非歌德的方式去推動他的情節發展。在黑貝爾那裡，如同在易卜生那裡一樣，推動手段試圖因果地塑造悲劇，他分解、再分解、變換、再變換他的逸聞，直到把它們形成為一個可證明某一結果的體系。這隻要看一下他對猶滴（Judith）的故事的處理——如果是莎士比亞，一定會如其本然地處理，會在純粹歷險的觀相魔力中覺察到一種世界奧秘。但是，歌德的警告——“我請求你，不要到現象背後去尋找什麼東西。現象自己就是教訓。”——對於馬克思和達爾文的時代來說，已經成為不可理解的了。試圖在過去的觀相中去讀解命運，試圖把純粹的命運表現為一個悲劇，這樣的想法同樣與他們格格不入。在這兩者的領域，效用崇拜已在自身面前設定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目標。他們所塑造的歷史形態，不是為成為自身而存在，而是為證明某個東西而存在。每天的“問題”都得到“處理”，社會的問題被妥帖地“解決”，歷史階段，如同歷史教科書所示，成為達成那一目的的手段。達爾文主義，不論對它所處理的東西是不是出於一種無意識，已經使生物學具有了政治上的效力。不管怎樣，民主政治的激動人心的事件已經在原生質中發生，蚯蚓為生存而作的鬥爭，已經給那些艱難地爬行的二足動物上了有用的一課。
由於所有這一切，歷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