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無法從我們的最成熟的和最嚴格的科學——物理學——中汲取教訓，謹慎的教訓。即便我們同意他們的因果方法，他們運用這一方法時所體現的表面性也是一種鹵莽。既沒有理智的教規，也沒有敏銳的見識，而只是放任一種懷疑主義，那是我們操控物理學假設的時候所固有的。因為物理學家對他的原子、電子、電流、力場，以及以太和物質的態度，與外行和一元論者對這些東西的樸素信念相距甚遠。它們只是他交付於他的微積分方程式的抽象關係的一些影像，他在那些方程式中賦予了它們一些超現象的數字，如果他允許自己有一定的自由在幾種理論中去選擇的話，那是因為他根本不想在它們當中發現任何現實性，而只想找到“慣用的符號”而已。他也知道，一個實驗除了對周圍世界的技術結構要有所瞭解之外，透過這一過程（這是通向自然科學的唯一路徑）所能獲得的一切，不過是對那一結構的一種象徵性的闡釋——肯定不是流行的樂觀意義上的“知識”。因為，自然的影像是才智的一種創造物和摹本，是它在廣延物的領域中的一個“副本”（alter ego），認識自然也就是認識人自身。
如果說物理學是我們所擁有的最成熟的科學，那麼，生物學——它的任務就是去探究有機生命的圖象——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是我們所擁有的最薄弱的科學。所謂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就是純粹觀相的活動，對於這一研究，除了藉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過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說明。歌德研習礦物學，他的眼界同時自行結合到地質史的一個綱略中，在那裡面，他所忠愛的花崗石的意義，幾乎等同於我所謂的原始人（proto…human）在人的歷史中的意義。他研究了一些著名的植物，研究了生物變形（metamorphosis）的原初現象，以揭示所有植物生存的歷史的原始形式；進而，他又對在那時還沒有被充分掌握的植被的縱向上升與螺旋上升的趨勢提出了非同尋常的深刻見解。他對骨化現象的研究整個地是基於對生命的沉思，這一研究使他在人身上發現了“頷間骨”（os intermaxillare），並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脊椎動物的顱骨結構是從六種脊椎骨發展出來的。這所有的種種，沒有用到一個因果律的概念。他感受到了命運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在《未完成之歌》（Orphische Urworte）中所表達的：
“你只能這樣，你無法逃脫自我。
太初的神諭，往昔的先知，
皆已言之鑿鑿。
時間與任何權柄，
皆無法將生命的形態毀損。
凝神注意著，看那生命如何
展現自身。”
星體單純的化學變化（chemistry）、物理觀察的數學方面、生理學，本然地吸引著他；能夠洞悉自然的偉大的歷史學家實在太少了，因為他們屬於體系，他們只關心既成的、僵死的和僵硬的東西的經驗學問。這就是歌德反駁牛頓的基礎——需要補充一句，也是雙方都正確的一個例證，因為一方具有關於色彩單調的、有規則的自然過程的“知識”，而另一方即藝術家的體驗是直觀的…感性的“感受”。在此，我們有兩個公然對立的世界；因此現在，需要對它們的對立的本質作最為嚴格的闡述。
歷史的特徵之一，是獨特事實的，自然的特徵之一，是連續可能的。只要我細察一下週圍世界的意象，以便看清它必須藉以實現自身的那些定律，不論它是必定會發生還是僅僅有可能發生——就是說，不論什麼時間——那麼，我就是在從事一種真正的科學工作。對於一個自然定律的必然性（並沒有其他的定律）來說，與之相合的現象是經常發生，還是從來就不會發生，根本都無關緊要。就是說，它是獨立於命運的。有成千上萬種化合過程從沒有也永遠不會產生出來，但是，可以證明它們是可能的，因此是存在的——對於固定的自然體系而言，是存在的，儘管對於翻滾流轉的宇宙的觀相而言，可能是不存在的。一個體系是由真理組成的，一種歷史則是依賴於事實的。事實前後相繼，真理相互派生，這便是“何時”與“如何”的差別。曾經發生了閃電，這是一個事實，無需藉助言詞，只要用手指一指就能顯明。相反，“出現閃電的時候，必定有雷鳴”，這是需要用一個命題或一句話來加以說明的。生命體驗可以完全不需語言，而系統的知識只能透過語言。尼采在某個地方說過：“只有無歷史的東西，才能被界定。”但是，歷史是從當下朝向未來的生成，也是從當下回望過去的生成。自然則是超越一切時間的，它的標誌就是廣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