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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離開世界之時，有人喜歡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
而我們沒離開的時候則都是一種狀態，活著。
民以食為天（20）
關於吃，民間有兩條標準，吃飽吃好。吃飽在前，吃好在後。
由於工作忙，我回家看母親的時間並不多，一進門，母親洗手入廚房，忙碌起來。端上桌，看著我狼吞虎嚥，母親躲在一邊垂淚。桌上擺的菜像雙簧演員唱的那樣：一碟子醃白菜，一碟子醃白菜……
我最喜歡吃的只有兩樣東西：白菜，粉條。
許多朋友冬天都惦記著去我家弄一頓酸菜燉粉親。熱氣騰騰，鍋一開，霧氣直抵屋頂。東西沒進嘴，還不知鹹淡，氣氛已經先挑起來了。
其實，就目前家裡經濟條件而言，弄個百雞宴不成問題，但，屬於我的餐桌為何這樣清淡？母親一語道破：這孩子的胃，是困難時期打的底。
窮有窮的吃法。
按理說，1963年，國民經濟已經擺脫困境。況且，我還花去一年時間長牙，不至於食不果腹了。長大後，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觀察與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經受了飢餓，在吃上是不挑不撿。尤其是大哥可憐，基本上葷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餚，大哥依然是一碟鹹菜，半個鹹鴨蛋。襯托得侄子、外甥們吃相可憎，像一群餓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來，一是受兄長薰陶，分不清好壞，進入了吃的誤區；二是想想當時情況，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點可能是乍富還貧時，撿好的吃，沒節制，吃頂了。
天下的母親首先覺得對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親講起吃來，很像《紅燈記》裡面的李奶奶痛說革命史。1960年，父親在部隊掙的錢不少，到了北京站，3個孩子看見賣雞蛋的挪不動腳（那時沒我），父親掏出一張大票去買雞蛋，卻被告知要排隊，而且每人只賣一個。於是父親就一次次排隊，第一個孩子吃時，第二、第三個孩子看，第二個孩子吃時，第一個孩子已經吃完，連同第三個孩子接著看，父親排得大汗淋漓，讓每個孩子都吃了兩回雞蛋，而父親、母親卻沒捨得吃一口。
我開始對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說要打仗，必須疏散，一聲令下，我們被車拉到燕山腳下一個三面環山的村子裡，和樸實的農民成了鄰居。
他家的吃，讓我著了魔。樹上開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樹權也可以吃，叫香椿；麵條是灰色的——雜麵；米是紅色的——高粱。加上紅薯、南瓜，桌上一擺，五顏六色，正合飲食的色香味。
我這才發現，原來自家的飲食如此單調，忿然罷吃。急得母親捧看雪白的窪面去鄰居家討換烏突突的雜麵。幾頓下來，我明白了一個便道理，吃起來容易拉下來難。
難吃歸難吃，關鍵還是怎麼吃。比如防空演習的時候，一夥孩子鑽進地窖裡，腳下磕磕絆絆的，摸起採像是吃食，塞到嘴裡，有時是白薯，有時是蘿蔔。
房東大娘的那點寶貝讓我們啃得七零八落，大妨還缺著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總是聽她高聲訓斥憨厚壯實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點白菜心都讓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饃，就兩口菜，王八羔子！”農村裡，1970年，菜以稀為貴。
那女婿吃起來嘴很大，吃法是往裡面劃拉。罵聲不絕於耳，他像沒聽見，抽空還衝我咧嘴笑。
疏散了幾個月，就記了個吃。
那時我還小，整日無事，常被部隊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吃在軍營（21）
炊事班出了兩個神人，一個有用少量雞蛋做大鍋蛋湯的絕技，看著蛋花滿眼都是，想盛起來卻沒那麼容易。於是下令在全團推廣。另一個戰士的絕技有點像現在的氣功，簡稱“一刀死”，豬被捆好後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頓時斃命。表演那天，蛋花湯一舉成功。
殺豬的戰士上場了，先敬個軍禮，回頭逼到豬的近處。眨眼間，手起刀落，那豬高唱一嗓掙脫繩子，拖著刀飛也似地跑了，戰士怔在那兒，一動不動。一彪人馬追在豬的後面，豬跑個馬拉松，累死了。
幾個月後，搬回城裡，炊事班的鍋裡也漸漸豐盛起來。週日是兩頓飯，下午一最好，掀開鍋蓋，滿眼是肉，那鍋的直徑超過一米，鏟子被換成了鐵鍬。炊事班；小白話不多，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喜歡我，發我兩根筷子，把我抱到鍋臺上蹲下，他“轉身去忙活別的事，小小的我在沸騰的大鍋邊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