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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就任黨的司庫無疑頗有助益。現任兩位司庫阿什當勳爵和切爾莫勳爵都告訴我他們已決定辭職。艾雷·尼夫建議說，曾在全民公決運動中任“歐洲的英國”派司庫的阿利斯泰爾具備擔任這一工作的個性條件、精力和關係網。他說對了。雖然阿利斯泰爾是出身於保守黨黨員家庭的一名鐵桿保守黨人，但他還得迅速將自己變成一名政治家。我告訴他，他得放棄他那輛德國賓士轎車，改用一輛英國產的“美洲虎”，他立即照辦了。但我卻沒有告訴他準備好對付在中央總部遇到的那一大堆次要卻又煩人的不順心的事；他在試圖說服工商界人士時同樣會遇到巨大困難，他得設法說服這些人，儘管我黨多年來執行了希思式的總體主義政策，我們黨依然是一個值得支援的主張自由企業的黨。
有些人預料我會在保守黨研究部進行更大的人事變動。保守黨研究部理論上是中央總部的一個部門，但它有自己獨特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期間。這主要因為它在辦公地點上與中央總部分離（在老王后街），而且在學術上有其榮耀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政策研究中心是作為研究部的替代機構建立的。而如今我是領袖，保守黨研究部與政策研究中心應當團結協作。我知道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帕頓屬黨內左派，研究部與政策研究中心之間的諸多齷齪與競爭由來已久，在許多右翼人士看來，正是保守黨研究部所集中體現的那種追求共識的一刀切式的作法使我們失去了方向——用基思·約瑟夫的話說，“滯留在中間地帶”一我決定用在政策問題上能與基思合作的安格斯·莫德替代伊恩·吉爾莫擔任研究部主席，而讓克里斯·帕頓留任主任，讓特德的前顧問亞當·裡得利作他的副手。這些都是妙計。我賞識該部的工作，尤其是在它擔當起影閣秘書處的作用後，就不只是制定政策了。雖然偶有陰影，保守黨研究部還是漸漸轉到了基思和我確定的方向上來。
與此同時，艾雷·尼夫和我還要物色一個負責我辦公室事務的小班子。領袖競選結果出來後第二天，我會見了特德手下的秘書們，他們顯然很難過。我還察覺到了某種敵意，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讚賞他們的忠誠。我請他們繼續留下工作，如果他們認為可能的話。結果大多數人留了下來，至少也幹了一段時間。當時，反對黨領袖議會辦公室是現在內政大臣的辦公室，有一個大房間，外邊一間能作為兩名秘書的接待室， 還有樓上的幾個小房間。 這裡空間狹小，夏季一到就非常悶熱。（只是到了1976年夏，我們才搬進了一套寬敞了許多的房子，這裡曾是議會禮儀衛士的用房。在此辦公期間，我的活躍。可靠的選區秘書艾里森·沃德加入了我從特德時期承接下來的秘書班子。）
當選領袖之後，如潮的信件接瞳而至，有時每天800封。儘管中央總部的女孩子們過來幫助分理郵件，但一般情況下這是我4名秘書的任務。他們坐在主房間的地板上，將信開封、歸類。他們盡了最大努力，可還是毫無希望地缺乏條理。後來，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建議我請戴維·沃夫森負責郵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爾覺得如果曾經擔任過通用郵購商店郵件部負責人的戴維都不能理順這種混亂狀況，那就沒有人能行了。事實上，無論是在反對黨時期還是後來在唐寧街10號，戴維的才幹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為廣泛的發揮：他洞察商界的意圖，提供了重要關係，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亂麻。
但我還需要一位全職的辦公室主任，他必須勤奮、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麼多的講話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學素養。我的老朋友兼同事，湊巧又調任《每日電訊報》編輯的比爾·迪茲推薦了理查德·賴德，他當時正從事《每日電訊報》高雅的花邊專欄《彼得巴勒》的工作，理查德於4月底來到我這裡，開始與我從特德那裡接過來的秘書之一卡羅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後來成為卡羅琳·賴德。
理查德·賴德在經費少的情況下，將這個不大的辦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隻快樂之舟，幾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濟，去成就更美好的事業。馬修·帕里斯負責信函回覆工作，他表現出後來為《泰晤士報》工作時的速寫的天賦；那是在1979年競選開始前夕，當時一名婦女在、封充滿哀怨的來信中反對我們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時訴說自己的抱怨。馬修告訴她，能夠享用我們及其它納稅人為之付帳的家宅已是幸運的了。 像維多利亞女王，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