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在那裡我看到了一枚蛋白石（我的誕辰石），後來我將它嵌在了一隻戒指上。這件事向警察及我本人表明，從現在起，在組織我的訪問活動時，後勤工作中不能有絲毫外行做法。
我在蘇格蘭保守黨基層組織總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種腹背受敵的處境彷彿磨礪了這裡人們的鬥志。但從更普遍的角度說，我的蜜月持續時間並不長，緊接著那種常見的政治生活便洶湧而來。民意測驗在2月時還顯示出保守黨領先工黨4個百分點，僅在一個月之後就成了工黨以2％領先——也許在統計上意義不大，但卻驚醒了那種過早的自鳴得意。形勢很快就清楚他說明，黨內一些實權人物開始給我們製造麻煩了。4月初，哈羅德·麥克米倫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黨年會上發表講話，主張警惕保守黨右轉。歐洲問題全民公決運動把焦點放在歐洲問題上，進而又刺激了聯合政府的倡導者們的胃口。這一切給我帶來了更多的困難。
我在議會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參加5月22日星期四的經濟問題辯論，會上我與哈羅德·威爾遜進行了交鋒。那次我被嚴厲而公正地批評為沒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黨的替代性政策。當時的困難是）我們還不能提出有說服力的替代政策。當時我們要為希思政府站不住腳的政績記錄進行辯護。由於這種束縛，我們還不能突破現狀，提出一套適用的自由市場政策作為替代。
由於這些原因，我的這次辯論發言及數次其它場合的發言都沒有講好。要率領反對黨參加已有定式的辯論，僅靠幾句提綱（這是我擅長和喜歡的）是作不了內容廣泛的講演的。作為議會前排議員的講話必須有一份準備充分的講稿，可以提供給新聞界。但是這類講稿同時必須大大有別於那種適用於對一大群熱心聽眾發表的只在鼓掌時才被打斷的書面講稿，而且，當然你只有在議會樹立起相當大的權威時，才能在沒有人喝倒彩和打擾的條件下讀完講稿——這種殊榮常常只給予首相，但也並不是一貫如此。
然而，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決。因為有了基思·約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盤負責，使我能夠相信制定政策的程序會沿著我認可的路線發展，但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從來不是理論或技術上的，而是個人和政治上的因素。無論我們花多少時間爭論有關公共開支、收入政策及工業補貼政策的是非，我們影閣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數）堅信自由市場政策定會成功，而其他人卻與我們一樣堅定地相信它不會成功——或起碼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後才會奏效。另外，我們不是在真空條件下討論這些問題的。那幾年裡，工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方針，每一個方針都迫使我們確定自己的立場，把我們的立場與反對其政策的立場一致起來，並使我黨的替代主張更有稜角。
1975年3月，我們討論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關於制定政策的文章。他們建議讓後座議員備委員會和外面支援我們的專家參與這項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組的數量繼續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們一般由有關的前座發言人主持。傑弗裡·豪的經濟重建小組是推敲經濟政策的主要論壇。影閣中也不時搞一些由我親自主持的全天政策討論會。主要的影閣發言人及其各自的政策小組提出政策論文，以此為基礎，全體影閣批准而不是設計我們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外面的顧問，尤其是經濟問題顧問，向基思和我提供了主張和建議（基思還與影閣中從事政策工作的同事搞了多次午餐會）。在此基礎上，我有時也會在某次講演或接受採訪時提出某項新的政策——這並不總能得到我的同事們的讚賞。
現有的決策體制總讓人感到捉襟見時。但在當時，無論我們的機構有多麼完善，都不能解決我們需要做出決策的根本問題。事實說明，從最主要的意義上說，這一制定政策的體制還是“奏效了”：到1979年5月我們上臺執政時；諸多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影閣大臣們對自己工作重點的清楚程度毫不亞午戰後任何一屆英國政府上臺伊始時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策問題是如何對付通貨膨脹。1975年8月通貨膨脹開始下降前曾驟升到26。9％，1978年1月降到10％以下。民意測驗顯示，通貨膨脹問題一再成為公眾希望採取行動的最緊要問題，但同時又經常認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戰勝通貨膨脹的唯一手段。可是，如果控制收入，失業問題總是緊隨其後。而我們歐對的來自工黨的主要抨擊之辭就是我們的反通貨膨脹政策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
要討論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和克服的辦法就要涉及對希思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