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裂以來，南斯拉夫就一直處於一種異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鎮壓與大規模屠殺之後，鐵托和他的同志們已經多少變得開明些，因為環境迫使他們指望西方提供財政支援和安全。這逐漸使南斯拉夫朝著某種假資本主義和準自由主義方向移動。如果鐵托的每個行動不曾受到某種獨特的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奉承討好，這類進展甚至還會更多。事實上，鐵托的真正天賦在於他像個幻想家。他說服了東方與西方這二者，或者甚至還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輿論，使它們相信這個國家是國際大比賽中的一個重要參賽者。其登峰造極的代表作就是在鐵托倡導下成立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不結盟”運動。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貸款營造了一場消費繁榮，在“自治”的招牌下，一種混亂的半資本主義逐漸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高，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匯款所致；但相應來說，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對該政權的影響就可能更加嚴重。
鐵托本人的健康象徵著南斯拉夫的脆弱性並在支撐著脆弱的南斯拉夫。人們廣泛地預料，鐵托去世後南斯拉夫將發生混亂，那時蘇聯人是否會再次接管控制局面，這是一個公開的問題。鐵托在85歲高齡時還在控制著局面，但是身體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訪問已有一段時間，但是由於鐵托身體不好無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訪問兩度推延。
然而，在1977年12月初的一個嚴寒的日子裡，在南斯拉夫總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一位戰友和老朋友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達了貝爾格萊德。我的第一項義務是攀登150級臺階上到阿瓦拉山頂向巨大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敬獻花圈。我沒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們下山時我覺得寒冷徹骨。然而，總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熱情的，不只是政治家們，甚至一些共產主義報紙也是如此。
作為“鐵娘子”，我被看成了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蘇聯可能進行干預陰影下這一事實的人。看起來似乎矛盾，這一點正是使這個國家團結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冷戰結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實現真正的自決。關於這一點的一個例證是，設午宴招待過我的聯邦國民議會主席基羅·格利戈羅夫現在是新近獨立的、雖然是陷入戰火的馬基頓共和國的總統。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和我在貝爾格萊德鐵托的家裡拜訪了他。他的個性很強，保持著某些對於他過去火焰似游擊隊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無疑丟棄了說明他戰後統治地位的內在的堅強。我們討論了關於蘇聯威脅的問題並取得廣泛的一致意見。關於他身後之事這個隱隱呈現的問題沒有包括在我們的會談中。也許他早已斷定，儘管有憲法規定的一切詳盡的保證條款，這還確實將會是場大災難。
在我啟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曾要求我向鐵托提出密絡凡·德熱拉斯案件問題，後者是鐵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來一直批評國內事務。德熱拉斯是最近獲釋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據我所知是繼續受到騷擾的物件。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會消聲匿跡回到監獄中去。我決定放一炮試探一下鐵托的態度。我假裝天真他說我對德熱拉斯獲釋感到非常高興。鐵托對我怒目而視。
“是的，他已出來了。”總統說，“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繼續擾亂我們的憲法，他就會徑直走回監獄去。”
“喲，”我回答說，“像德熱拉斯這樣的人在監獄中將比在監獄外對你造成更多的傷害”。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插話說，“她說得對，你是知道的。”
鐵托嚴厲地看了我一眼。在他轉而談論其他事情之前暫停了一會兒。據我所知，德熱拉斯呆在監獄外面，在塞爾維亞總統斯洛沃丹·米洛塞維奇的統治下，他為了獨立思考遭受到更多的騷擾。
從1977年底直至1979年6月大選，透過閱讀與討論對外政策，我認為沒有什麼重大理由去推翻或修正我的判斷與分析。英國、歐洲與美國的輿論反對同蘇聯進一步妥協的態度不斷強硬起來。蘇聯人自己在對付內部不同意見和對外冒險活動方面表現得越來越不謹慎。到這時非洲之角已經引起了蘇聯的野心：衣索比亞的統治者和門格斯圖上校已經開始同索馬利亞進行一場長期戰爭。1978年4月蘇聯利用假情報獲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迫使卡特總統宣佈推遲生產中子彈，中子彈本來也許有助於實現歐洲的軍事均勢。次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尤里·奧洛夫被判入獄7年，他在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