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悲哀的是，我們今天常見的那些沉默的見證人，並沒有政治壓力加身。他們的沉默和點頭，一半由於對造謠者不願拉破面子，一半由於對被害者或許也心存芥蒂，當然還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麼也沒說，可以不負責任。事實上，他們也以特殊方式參加了造謠。
第二種情況是不知情者。他們的責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經驗證的謠言前頻頻點頭、聲聲嘆息，也為謠言的出籠調適了氣溫。一句假話未必能成為謠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亂飛，正需要這種氣溫。造謠者和聽謠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毫無障礙的，“單口無憑”的疑惑時時會在聽謠者心中產生，在這種時候，對謠言進行唯唯諾諾的附和，便成了其他聽謠者拆除障礙和疑惑的重要推動力。
這樣的情景往往出現在某個熱鬧的飯局之中，一人造謠，兩人點頭，三人發揮，四人調笑，一個謠言不僅加速完滿而且全然可信，這種可信其實也就是互信，連最初的那個造謠者也會慶幸自己的胡言亂語居然僥倖命中。這樣的“多口謠言”當然要比“單口謠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與原創者毫無區別，謠言是他們的集體創作。集體創作對藝術弊多利少，對謠言卻威力無窮。
說到這裡，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紀英國作家約翰？羅斯金的一段話：
有時撒謊可以用沉默、用曖昧的態度、用聲調的高低，或者是在說話時用眉目示意等方式。所有這些都比直截了當地撒謊壞得多，惡得多。
他看出來了，造謠的水平不能以語言的多寡來衡量。唯唯諾諾是一種軟性態度，但這種軟效能使謠言變得強硬。
以上四種造謠者，在實際操作中常常交叉重疊、彼此融合。我把他們全都劃撥在惡意不明顯的一類中，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點相信自己的謠言，都有點自欺欺人的成分。
這就牽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他們在內心希望事情應該這樣，當這種希望的強度漸漸加大，構成心理暗示，那就不僅可以隨口吐出，而且連自己也漸漸相信了。
一個嫉妒者常常最能發現被嫉妒者的種種問題，即使以前是朋友，現在居然也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的隱疾和疤痕，這是為什麼？因為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漸漸成了一種無須驗證的傳播。
同樣的道理，一個一生充滿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憶起往事來也總是夾帶著大量不確實的成分，這是一雙充滿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靜的暮年重新塑造歷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謠者的心理暗示原因，並不是無視他們的道義缺損，但我們從前確實太看重謠言在道義上的原因了。
這裡正好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前不久文化界曾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師的回憶錄的真偽問題討論很久，我在初讀該書時就覺得有點疑惑，心想我們這些人年歲還不算太大，但要寫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時的對話已不大可能，這部回憶錄怎麼像寫小說一樣，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對話和生活細節一一寫出，而且各種人的對話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種語氣？後來有一些學者分析說，此書的真實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懷疑。
為此，很多文章已筆代怒氣。
但是，我心中又產生了第二個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只有摸著格子板才能勉強寫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這份假幹什麼？他難道不知道他所回憶的文化大師遺澤處處，眾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難免暴露？當我與一位前去專訪過的記者長談後作出了一種猜測：作者在長期的孤獨中可能在進行著某種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臆想，待到雙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漸漸強悍，他可能已經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實之間的差別。這種情景，我經常在那些曾經有上佳的記憶力和敘述慾望的老人身上看到。半個多世紀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講得更具體、更完整，他們每天都在加添，卻很難說有造謠的故意。
經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幾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例如他們一般內心孤傲，很難與外界真正溝通卻又對外界十分敏感，習慣於猜度和演義，一有觸因就超常發揮，在興奮或氣憤中輸出臆想。因此，這裡包含著心理疾病的成分，儘管他們在其它方面的表現都很正常。
有些職業也會加劇這種症狀，例如戲劇編劇的職業就是如此。小說家雖然也虛構，但戲劇編劇需要構想全部情境的具體實現，缺少小說家所把持的自身間離。結果，時間一長，年紀一大，便越來越習慣於用戲劇性的誇張來敘述一件件事情和一個個人物，越來越喜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