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兩人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阿迪斯相信科學的測量是進行診斷的基礎，這正好與鮑林不謀而合。兩人討論腎臟的功能，討論血紅蛋白的新陳代謝，還討論政治：阿迪斯是海灣地區最為激烈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民權運動的支持者和蘇維埃俄國的信仰者，他採用了社會主義的路線經營自己的診所。
在阿迪斯的診所裡度過兩週後，他倆成了好朋友。一天，阿迪斯走進病房告訴鮑林可以回家了。他的測試表明鮑林的病情可以透過低蛋白和無鹽的飲食得到控制，這樣可以減少尿素的產出，並降低組織的浮腫。愛娃將確保鮑林堅持這一飲食方案；阿迪斯已經給了她一些建議。他會在斯坦福繼續關注鮑林病情的發展，每星期都會對他的尿樣進行分析。他囑咐鮑林說，躺在床上，注意飲食健康；不要過度勞累，以便讓腎臟得到修補的機會。
這聽起來十分在理。回到帕薩迪納後，鮑林被安置到了書房的一張床上，開始按阿迪斯的囑咐限制飲食，主要吃些水果、穀物、蔬菜，並補充適量的維生素、礦物質和大量的水。他將通訊縮減到了最低限度，將大多數的行政職責委派給了斯特迪文特，並埋頭於神秘小數，希望藉此來暫時停止對科學的思考。愛娃成了他的護士和營養師，精心為他準備食物，在新買的天平上精確地稱出每樣配料的重量，計算總的蛋白質和鹽的攝入量，並把所有的資料都記在本子上。如何讓無鹽、無肉的飲食有滋味成了向她本人的一項挑戰。除了日常的香蕉和動物膠之外，她有時還從園子裡抓幾個蝸牛，用麥片餵養幾日，然後清蒸，這對於飲食單調的鮑林而言不啻於一餐美食。愛娃對鮑林解釋說，蝸牛的蛋白質非常低。
阿迪斯的食物療法開始奏效。鮑林強迫自己呆在床上，起先是一整天，然後是半天。四個月之後，浮腫消失了；六個月之後，鮑林發現自己的精力和興致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他經常和阿迪斯通訊，偶爾去拜訪他，併成為阿迪斯療法的信徒。後來他提名阿迪斯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並確保了他的當選，並在戰爭期間幫助他獲得政府資助以繼續腎病的研究。他堅持低蛋白飲食達15年之久，並將他的生命和健康歸功於阿迪斯的醫學思想。而阿迪斯對鮑林說，是愛娃拯救了他：其他很少有病人能夠這樣做，這樣虔誠地堅持這種飲食。
對鮑林的同事而言，他的康復被視為一種奇蹟。一開始，甚至有人十分認真地在討論化學系在失去鮑林之後將何去何從。現在不到一年，鮑林就恢復了健康，而且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更好。休斯回憶說：“我們原以為會失去他，然而此後的許多年中，我發現他痊癒之後一年比一年更加年輕了。”
1941年9月，鮑林的感覺十分良好，他決定去參加芝加哥大學的五十週年校慶，慶典的高潮是向五十個學術領域中五十名佼佼者授予榮譽博士的稱號。鮑林高興地接受了榮譽化學博士學位。他重新開始投入到科研專案中，包括他的抗體研究，並開始把他給一年級新生上課的備課筆記編成了一本教材。
然而，正在此時傳來了日本襲擊珍珠港的訊息，這一科研專案連同其他許多專案一起被擱置了起來。
炸彈和火箭
美國在1941年12月7日正式加入戰爭，實際上證實了加州理工學院師生的預見。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73歲的密立根就指派了一個委員會來保證學院的安全。人們主要擔心日本人搞破壞和轟炸，而且委員會在珍珠港事件後的狂亂中有些神經過敏。戰爭初期的幾個星期有些像一出喜劇，成隊的學生手執斧頭柄在重要的建築周圍巡邏。有人向鮑林建議說，在蓋茨大樓和克萊林大樓的每個實驗室外都配備武裝警衛，但是他說服校方，只要晚間派一個巡夜人就足夠了。學者們將他們的思想從宇宙的結構轉向國產防毒面具的製作，以及在爆炸時防止玻璃四處亂飛的方法。鮑林和每一個接受軍方合同的科學家一樣，被取了指紋並接受了安全審查。
比這些表面上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戰爭給學院帶來了大筆的金錢。在華盛頓，加州理工學院的查理·勞利森成了軍用火箭的狂熱推動者，他讓軍方確信，儘管學院在戰前對火箭的研究甚少，但是可以成為全國火箭研究的中心。在日本人進攻珍珠港後三個月，帕薩迪納收到了聯邦政府用於火箭研究的第一筆二十萬美元的撥款——相當於學院戰前年度預算總額的六分之一。勞利森在帕薩迪納附近的丘陵中建立起了一個火箭推進劑工廠，並在鮑林系裡的一位教師、化學工程師布魯斯·塞奇領導下徹夜不停地開展工作。一位專案參加者回憶說：“沒有什麼人知道，在山上的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