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美國化學家，因發現氘（重氫）獲1934年諾貝爾化學獎，後又研究地球化學和天體物理學，對發展原子彈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論均有重要貢獻。
氫彈的出現似乎只是更加激勵了鮑林。關於氫彈的巨大破壞力的公眾討論使人們對美蘇之間瘋狂的軍備競賽增添了新的憂慮，因而願意傾聽鮑林關於和平和國際合作的人又多了起來。1950年2月13日，鮑林在座無虛席的卡內基大廳裡作了一次報告，呼籲與蘇聯進行談判，建議國會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撥款幾百萬美元用於研究戰爭的起因和預防措施，這是他所作的最精彩的政治報告之一。“討論原子戰爭問題時，不應被諸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所迷惑”，他說，“原子戰爭將殺死每一個人，不管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他用有力的聲音告誡臺下的幾千名積極分子：“我們的世界已經最終來到了一個需要迅速作出決斷的緊要關頭，這一決斷將關係到人類走向光輝的未來，還是走向死亡和文明的徹底毀滅。”報告結束，他注視著臺下的聽眾，全場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終究，他並不孤立。
1950年的整個春季，他不斷地就軍備競賽、和平的必要性、氫彈及其給世界帶來的後果等問題一場接著一場地作報告，在每次報告結束時，總要呼籲與蘇聯談判，呼籲建立世界政府。
鮑林的每次報告都有人監聽，這些人包括反共報紙的記者，加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此時仍被稱為特尼委員會，儘管特尼的主席職位已由另一個同樣狂熱的反共議員接替〕的情報人員以及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是年2月，海軍情報機構將一封匿名信——也許是鮑林的某個鄰居所寫——轉到了聯邦調查局，寫信者說他親眼看到“一臺功率強大的無線電裝置”裝在鮑林家車庫的一面牆上。“也許需要對這些教授進行一點秘密調查，”告密者這樣建議。這封告密信又引起了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興趣。雖然後來查實所謂的！司諜裝置不過是鮑林兒子的一臺業餘無線電裝置，聯邦調查局還是決定對鮑林重新進行審查。5月18日，鮑林在由帕薩迪納無黨派人士和平委員會組織的小型報告會上作了一次報告，右翼雜誌《警惕》的一名記者馬上給聯邦調查局洛杉磯辦事處寫了一份備忘錄，指控鮑林在講話中“詳盡介紹了原子彈的製造過程，隨後還描述了氫彈是如何製造出來的”。這使胡佛對鮑林的講話產生了極大的疑問。他指派一名特工人員到理工學院鮑林的辦公室進行盤問，追查情報來源。鮑林實事求是地作了回答：他閱讀了很多公開發表的檔案和科學報告，然後自己推斷出了一些結論。隨後胡佛建議原子能委員會審查鮑林是否已經違反國家安全法。該委員會專家審查了鮑林的講話記錄，結果沒有發現什麼有價值的情報。他們告知胡佛，講話中的技術估計非常粗略，夠不上違反安全條例的行為。
15 野蠻人的攻擊（二）
反共狂熱症
雖然聯邦調查局沒能抓住鮑林的把柄，但他們決定對鮑林的密友下手了。曾當過鮑林科研助手達15年之久的西德尼·懷恩巴姆是一個共產黨員。鮑林在20年代後期聘用他進行晶體結構中涉及到的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精於此道，以至後來獲得了“精密的人工計算機”這一美譽。此外，他也是一個充滿生活情趣的人。他彈得一手好鋼琴，還兩次獲得洛杉磯地區國際象棋冠軍。他在鮑林手下工作得很愉快，認真仔細地為鮑林的研究專著補充各種數學推導。鮑林對他很友好，以一種老闆對待僱員的方式不時邀請他和夫人到家裡參加聚會。然而按照懷恩巴姆的說法，他們從不談政治。
後來的事實說明他們當時沒有談論政治倒是一件幸事。懷恩巴姆的父親是在俄國革命時期逃離俄國的猶太人，他本人在30年代成為一個左翼激進分子並參加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共產黨俱樂部”，在那裡經常與其他學生和青年教授談論政治。1941年，他退出了這個組織。兩年以後，他又離開鮑林的實驗室到航空工業工作。戰爭結束後，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噴氣動力實驗室覓得一職。
1949年，懷恩巴姆的歷史問題開始帶來麻煩。從大戰開始以來，他一直持有參與保密研究的許可證。現在由於發現他在青年時期與可疑組織有關係，他的機密工作許可證被吊銷，噴氣動力實驗室也立即將他解僱。鮑林為了幫助他，就將他要回自己的實驗室做一些非機密性工作，而同時理工學院將此案件上訴到軍事複審機關。懷恩巴姆在作證時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聯邦調查局掌握了確鑿的證據。為了破獲理工學院的間諜組織，他們要挾懷思巴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