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夥的名字。懷思巴姆拒絕這樣做，於是他在1950年春季以偽證罪被逮捕……
這個案子在南加州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轟動。儘管最終未發現任何間諜活動的證據，但由於懷恩巴姆在絕密的噴氣動力實驗室工作過，因此他是南加州揭露出來的最接近於共產黨間諜的人物。他的案子幾乎每天都出現在當地報紙的新聞標題中。
在取保候審期間，懷恩巴姆向鮑林求助。鮑林記得懷恩巴姆當時因為沒有錢供養妻子女兒而“憂心如焚”。他告訴鮑林，他的妻子萊娜（鮑林夫婦瞭解她是一個易於激動的女人）快要急瘋了。鮑林答應為他籌集聘請律師的費用，並立即與其他教師一起籌措一項法律訴訟基金。
在理工學院校董會內那些極端保守的董事們眼裡，懷恩巴姆與鮑林的聯絡是說明鮑林是共產黨員的有力證據。他們找到了杜布里奇，堅持要他對鮑林採取必要措施，以免報上的不利輿論進一步損害學校的名聲。“當時學校裡的情況是一些人對共產黨的憎恨達到了幾乎狂熱的程度，”曾經當過校董的貝克曼這樣回憶說，“萊納斯的行為使他們感到非常不滿，特別當萊納斯的親密朋友懷恩巴姆被指控並確認為共產黨員後，這種不滿情緒更加高漲。很多人認為萊納斯是共產黨員。而萊納斯是一個具有獨立品格的人，他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去平息他們的不滿情緒。”佩奇和杜布里奇繼續勸校董們保持耐心和平和，等待進一步的證據。杜布里奇向校董會保證，如果事實證明理工學院的某個教師是共產黨員，他就立即將他開除。他說，共產黨員必須受到紀律制裁，因為他們不可能將真理教給學生。然而現在尚無證據證明鮑林是共產黨員。這件事使校董會分裂成兩派，一派主張馬上開除鮑林，另一派主張再等一等。貝克曼回憶說，“就我所知，這是校董會內意見對立最為尖銳的一個問題。”
不管出現哪種情況，對杜布里奇都是一個災難。一方面，鮑林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別是他對鐮狀血紅蛋白的研究成果以及他關於分子病理學的整體構想，使他在科學界的地位達到了新的高峰，連帶著也提高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地位。開除一個資歷淺的教師是一回事，而出於政治原因開除一個像鮑林這樣有著崇高學術地位的科學家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在美國尚無先例；如果這樣做，勢必會在國際科學界激起強烈批評的浪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一點措施也不採取，那麼就會激怒一些地位顯赫的校董，並造成杜布里奇對付共產黨軟弱無能的印象。他以等待懷恩巴姆案件的審訊結果以便獲取鮑林是共產黨的確切證據為由拖延時間，並盡力平息校董們的不滿情緒。審訊持續了整個春季，結果沒有發現鮑林是共產黨員的任何證據。
隨後於1950年6月25日，共產黨北朝鮮向南方推進，懷恩巴姆案件就此退出了報紙頭版。兩天之後，杜魯門宣佈美國將派遣軍隊擊退共產黨的進攻，由此引發了新一輪的反共浪潮，冷戰也變成了熱戰。這可不是對叛徒嫌疑分子講究溫情的時候。
就在杜魯門出兵朝鮮後兩天，理工學院校董會秘密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以“調查鮑林博士在學校的工作是否有損於學校以及是否需要終止對他的聘用，並向校董會提出相應報告”。杜布里奇擔心，由於這個委員會全部由企業界人士組成，會被人認為具有片面性，因此又成立了一個平行的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並獨立地提出一份報告。所有這些工作均在秘密狀態下限時完成。杜布里奇希望透過這種方式靜悄悄地把這件懸案了結。這是加州理工學院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校內政治審查。
同一天，一個秘密小組聚集在華盛頓一間毫無特徵的屋子裡。他們面前坐著一個臉色蒼白，神情緊張，身著一套黑色西裝的白髮人。他是拿聯邦調查局薪俸的密探，名叫路易斯·布登茲。他是來告密的。
布登茲以前是共產黨員和《工人日報》的執行編輯。他因揭發昔日的同志而早已聞名全國，並掙了不少錢。自從他在1946年向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敞開心扉後，聯邦調查局向他進行了三千個小時的“諮詢”。接著布登茲開始了他的“我是前共產黨員”巡迴演講，並開始著書揭露內部的赤色恐怖。這種生活相當不錯，不過需要他不時公開一些新的內幕。布登茲和許多瘋狂反共的人一樣，習慣於過激的言論。他在《沒有臉的人》一書中聲稱知道在美國社會高層的四百個“隱蔽的共產黨人”。他在1950年6月到華盛頓的目的就是向秘密小組提供這四百個人的名單。在羅列了他所知道的所有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之後，他開始列舉那些他覺得可能是共產黨員的人。其中的一個人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