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大會的實況。除此之外，他們心裡很清楚，鮑林這個人氣度不凡，又平易近人，因此也樂於給鮑林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幫助。
這樣，鮑林在大會上出盡了風頭。整個大會期間，他所作的關於蛋白質結構的講演吸引的聽眾最多。這次講演是安排在羅斯福賓館的大會議廳中進行的。像往常一樣，他興致勃勃地面對著將大廳擠得水洩不通的聽眾，侃侃而談。聽眾中不少人是來自幾家大報的記者，另外還有一名來自《生活》雜誌的攝影師。一切都非常順利，事事都無可挑剔——一直到快要結束時，開始進入提問和答辯的階段，一位頭髮稀疏、相貌一般、身著西服的男子從後排座位上站起，聲稱是他第一個發現了阿爾法螺旋。這個人就是莫里斯·哈金斯。這位科學家在1943年就曾提出蛋白質具有螺旋狀結構，為此他曾要大家去尋找這種螺旋。這使鮑林一時感到很尷尬，他在頭腦裡苦苦思考著，試圖回憶起哈金斯研究所得的詳細結果。然後，他終於回過神來，指出哈金斯關於螺旋形態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但他和布拉格一樣，沒有認識到平面肽基的必要性和非整數型別的重要性。但是，這並沒有平息哈金斯顯示出來的怒氣。哈金斯和鮑林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20年代，他曾用有關化學鍵的某些早期的想法幫助過鮑林，而且也提出過氫鍵的想法——但是，在每一種場合，一直是鮑林出名得利，相形之下，哈金斯的業績卻再三地受到冷落，他不想讓鮑林在蛋白質研究方面竊取他的思想。鮑林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試圖說服他，他的模型相對來說比較含糊，在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是錯誤的。
這短暫的口頭交火，不但沒有使在場記者對鮑林的成果產生懷疑，正好相反，他們對這些發現的重大意義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紐約時報》的大幅標題是：“化學家揭開蛋白質奧秘——戰勝疾病的有力幫手——探索生命起源道路上第一座里程碑——有可能解開千古之謎。”隨附的報道使用了發動總攻擊令式的語言，將這一發現比擬為“攻克自然界重要堡壘的第一個重大的據點——細胞質的結構，也即生命的物質基礎——這一堡壘在不久以前還一直是堅不可摧的。”訊息很快地傳遍了全國。兩個星期以後，五百萬讀者在開啟《生活》雜誌時，看到了鮑林的巨幅照片。照片上，他笑容可掬，手指著他填補空間的阿爾法螺旋的模型，標題是“化學家解開大秘密”。他在蛋白質結構問題上取得的成就，使他進入了世界上最著名科學家的行列。
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
兩個月以後，鮑林被召到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面前，他又得為自己的名譽而戰了。
無論在公開的場合，還是在杜布里奇收到的一系列信件中，鮑林的政治立場都不斷地受到來自右翼的攻擊。杜布里奇明白，大多數保守派人士，在一些情況下還有一些非常有錢的客人，他們是學校的經濟後盾。這些人不喜歡鮑林，這一情況正在使學校失去鉅額的資助。在那年10月份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報告中，杜布里奇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許多人對鮑林的態度是這樣歸納出來的：“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員工中，誰也不相信鮑林真的是共產黨員，大家將他劃歸為有點（原文如此）愛出風頭的人。許多人指出，鮑林經常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這種情況已經給加州理工學院帶來了許多麻煩的事。”這位特工又寫道：“鮑林近來名聲不佳，加州理工學院校方對此感到很不快，這在全校的一般員工中也有所反映。……（此處原文已塗沒）覺得他是一位獨一無二的科學家，但也開始相信，遲早有必要採取某種措施，因為這已使學校失去了可能得到的幾百萬美元捐款。”於是，儘管杜布里奇在公開的場合仍一如繼往地保護鮑林，但在私下裡卻再三勸說鮑林降低一下活動的調門。
在為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聽證會作準備的過程中，杜布里奇在鮑林問題上的兩面性做法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鮑林曾要求杜布里奇為自己指派一名律師，但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拖延了很長的時間不答覆，致使鮑林失去了希望。他感到最好還是僱一名自己信得過的人。此人就是本地的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激進分子阿伯拉罕·林肯·威林。鮑林一家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抗擊日冠歇斯底里的鬥爭中認識威林的。從那時起，威林就在公眾心目中贏得強硬異常的激進律師這一名聲，他隨時準備和各種各樣的調查委員會對著幹。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威林因為不肯閉口而被警衛人員駕著扔出了法庭，他也因此而遠近聞名了。就在鮑林案聽證會舉行前的星期四，杜布里奇召見鮑林，告訴他威林不能當他的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