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便知道是粵區委、軍委的指示來了。同樣，共產黨員也用“君偉”代指“軍委”，向黨送發書面報告。在秘密書函的字裡行間，還使用“本校”代指“共產黨”，“少校”代指“共青團”，“民校”、“KMT”代指“國民黨”，有效地避開了黨外人士的耳目，準確地傳達了黨的資訊。至於黨員聽報告、開大會等活動，則往往要在星期天從黃埔島回市區才能舉行。一般是幹事會的核心成員回粵區軍委彙報、開會，普通黨員到其他地點活動、開會。由於黨的活動地點常有變動，所以黨內又有“革命俱樂部ABC”的命名：A是指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B是指省港罷工委員會，C是指國光書店。以此作為黨員確定到廣州集合地的代號。至於校中突發事件的緊急通知，則只能在夜深人靜或晨光曦微之時刻，零星分散的耳語相傳，來去無蹤。這樣做，使黨的活動保持秘密狀態，保證了黨的活動的安全發展。
公開的方式，是指著名的共產黨人公開為黨辦事，為黨宣傳。如周恩來、蔣先雲等，曾充當校內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共產黨與蔣介石之間的溝通橋樑。他們可以隨時挺身而出，商討兩黨合作，解決糾紛。在第二次東征末期，蔣介石曾向周恩來提出“要將軍校和軍中的共產黨人的名字告訴他”，周恩來則以“此事關係兩黨，須請示中央才能決定”為理由，婉言拒絕。軍校出師北伐之後，國共兩黨裂痕日益擴大，蔣先雲也奉命從南昌前線專程回校，以求妥善處理國共兩黨和黃埔同學會的糾紛。他對軍校師生髮表苦口婆心的演說，要求黃埔同學“無條件地團結起來”。還有一批黨的積極分子，一般都既積極宣傳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也積極宣傳共產主義。他們公開散發黨機關刊物《嚮導》、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等宣傳品，促進黨的思想的傳播，反共勢力對此也無可奈何。
這種公開與秘密兩種活動的成功運用，曾有效地使中共黨員的正常政治活動暢通無阻，指導黨員在各個崗位上發揮了作用，推動了軍校的革命活動蓬勃發展。
第二，兩重身份。軍校早在籌辦時期就有“全校員工師生加入國民黨”的決議。如黃埔一期生徐向前所說：“第一期開學第一課就填表參加國民黨。”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對各級組織也曾發出“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同志們立時全體加入”的指示。這兩者都為共產黨員在軍校參加國民
1925年1月，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合影，前左五是周逸群。
黨鋪平道路，順利地成為國民黨黨員，在軍校裡稱為“跨黨黨員”。他們身負兩重任務：既要履行國民黨員的義務，也要履行共產黨員的義務。在這種特殊而又複雜的環境中，堅定的共產黨員就利用雙重黨籍的有利條件，積極促進國共合作，加速黨的勢力的發展。他們根據革命需要，往往一方面以國民黨員身份為國民黨工作，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以共產黨員身份為共產黨工作，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又採取以國民黨名義為共產黨工作，或以共產黨名義為國民黨工作，更好地擴大革命勢力，加快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和影響。
除具有雙重黨籍身份的共產黨員為黨工作外，還有隱藏身份的秘密共產黨員，確保黨的工作的正常開展。這些秘密黨員一般是進入黃埔軍校之前入黨的，進校後，又以秘密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國民黨。也有國民黨黨員因嚮往共產主義在軍校中秘密地參加了共產黨，成為秘密共產黨員。這兩種黨員，都始終保持秘密黨員的身份，而只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公開活動，成了“名為國民黨員，實為共產黨員”的特別黨員。他們秘密地為黨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軍人》雜誌刊載的出席聯合會代表名錄，黃埔軍校代表有李之龍、蔣先雲、賀衷寒、曾擴情。有了公開與秘密的兩類黨員分別為黨工作，就可以在左、中、右3類師生或工作部門中取得生存和活動的空間。他們分散在軍校各處，成了黨的耳目和手足。為黨通風報信、出謀獻策，幫助黨做出革命部署，進行知己知彼的戰鬥。可見跨黨黨員和秘密黨員兩重身份的成功運用，都積極輔助了黨組織開展革命鬥爭。
第三，兩種組織。在軍校裡，國共兩黨的直屬組織或師生群眾組織曾遍佈於校內各個部門進行活動，他們分別代表了左、中、右3種思想和勢力，其中主要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勢力，使軍校逐步形成兩種思想、兩種勢力、兩個組織的對立鬥爭。火星社、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等敵對組織的存在和鬥爭，正是這個史實的反映。
火星社，是共產黨在校內所領導的一個秘密革命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