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人道所立者、以有義而無逃於天地之間者，莫如君臣。軾之所為忍出於此，其能知有君臣之義乎？為人臣者苟能充無義之心往之以為利，則其惡無所不至矣……軾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另一御史的彈劾表裡，完全是強詞奪理的指責。在蘇東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為張氏園寫了一篇記。在此一篇文章裡，蘇東坡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這是孟子對孔夫子參政態度的概要結語。那位御史在他忠君報國的熱情之下，極力想勸服皇帝相信蘇軾正倡邪說異端，實在大逆不道，他說：“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獨蘇軾有不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為臣之道爾。”
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東坡死刑。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途叨儒館。”他又接著說蘇東坡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其當殺理由之一是，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東坡拒不從命。另一個當殺的理由是，雖然蘇東坡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奸，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後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審問在八月二十日開始，被告自稱年四十四歲（按西方計演算法為四十二歲），然後敘述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又把由他推薦為官的列出姓名，因為大臣為國家舉薦人才充任公職之賢與不賢，與其本人之賢德大有關係，自然甚屬重要。據說，他自為官始，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一次是他任職鳳翔為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鋼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最初，蘇東坡承認他遊杭州附近村莊時所作的那首詩，對農民食無鹽、青苗貸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彈劾表章中之其它若干情節。他想不起曾寫過其它與時政有關的詩文。有好幾天內，他否認給朋友寫過諷刺詩，一直聲稱無罪。至於何者應視為毀謗朝廷，何者不應視為毀謗朝廷，頗難斷言。還有，何者構成“毀謗”，亦復如此。但是在八月十三日，他決定服罪。他承認曾寫諷刺詩譏刺當政，且與朋友以此等詩互相投寄。不過他“並未隱瞞”，至於內容如何，解釋容有不同而已。在審訊期間，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詞上簽字：“入館多年，未甚插進，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看，以軾所言為當。”蘇東坡的朋友當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有一百多首詩在審問時呈閱，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釋。因為蘇軾措詞精煉，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審問記錄，我們得見作者自己對好多文句的闡述分析。只有讀者完全瞭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內的含義。我讀詩一向對那類詩避而不觀，因為那些隱喻、史實，都需要單獨解釋，讀來甚感吃力，作者自己賣弄學問，為讀者加重負擔，殊為無謂。其實這樣炫耀也並不困難，因為數百年來，蘇詩的評註家一直忙著在歷史和唐詩裡發掘蘇詩用典的出處。
對蘇東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牽強。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條是寫兩株老柏的七律。詩裡說柏樹“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這兩句詩認為是對皇帝大不敬，因為龍是皇帝的象徵，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應當說有龍在天，不應當說在九泉地下。另外還有一首牡丹詩，在詩內作者嘆造物之巧，能創造出牡丹種類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釋此詩為諷刺新當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種種捐稅。《菊賦》的序言裡曾提到吃妃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是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裡對經書的註釋。
蘇東坡在對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自然有憤怒之感、失望之聲，足以表明自己對當道的苛酷批評，罪有應得。
在給朋友駙馬王詵的若干首詩裡，有一行詩是坐聽“鞭笞不呻呼”。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通”。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在給朋友李常的詩裡，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那些男屍、女屍、嬰屍都餓死於路也，當時確是“為郡鮮歡”。關於他給朋友孫覺的詩裡，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