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就開始發燒，高燒了兩天後，不得不下了火線，在樓裡歇病號。吃了點藥也就恢復了，老三讓我跟二龍說，要求再歇一天，怕反覆，二龍很爽快地答應了，我心裡有些感激，我知道這待遇不是誰都可以享受的。我歇的不是病，而是一個面子。
我正在號房裡看書，寫東西，外面傳來值班員的喊聲：“歇號的，全出來站隊！穿整齊點兒啊！”
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趕緊穿上鞋跑了出去，到中廳，看見三中的DNA和另外兩個犯人也懶洋洋溜達出來。一個小獄警正在樓道口等著。
“什麼事兒啊？”DNA問。
獄警說：“三樓，都去三樓教室集合。”
我們莫名其妙地跟著他先下樓，然後轉到另一個樓梯口，上到掛著“育新學校”牌子的樓層。已經有不少犯人，一個管教招呼我們幾個趕緊過去站隊，一邊說：“衣服啊，衣服都整理利落了，釦子扣好啦！那是誰呀，怎麼敞著懷就來啦！？”
然後點了一下人數，把幾個形象和水平線差距太大的犯人剔除了，最後剩下三十個犯人，號令一聲，都帶進一間打掃得很乾淨的教室去，讓我們坐下。
第一眼就看見課桌上都擺著一套初中語文課本、筆記本和圓珠筆，坐下，才發現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首曹操的《龜雖壽》。
搞什麼鬼名堂？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操，老師啊，這什麼意思？”DNA坐在我旁邊問。
我笑道：“就是說王八它再能活，也難免一死。”
DNA笑著說：“曹操就寫這玩意啊，不過今天這演的是哪一齣啊？”
正說著，白主任拿個小本子走了進來，後面跟著教育科的一個“老師”。白主任簡單地說明了一下情況：“市電視臺‘法制縱橫’欄目組要搞一個特別節目，來咱這裡錄幾個罪犯進行文化學習的鏡頭，大家配合一下啊，到時候聽導演的安排，誰也不許出洋相。”
“嚯，敢情當演員啊！”
過了一會兒，幾個人穿著帶“WTV”標記的紅馬甲，扛著機關炮一般的錄象機，在兩個管教幹部的陪同下走了進來，一個在更年期年齡段的婦女給我們講了講“戲”，很簡單，就是看書、看黑板、跟著老師朗讀“王八再能活，也難免一死”那幾句詩，三個獨立的分鏡頭。
很快就拍完了，白主任和電視臺的都很滿意，先談笑風生地走了，留下一個小管教帶我們各回各隊的住宿區。
一個傢伙說：“操，沒想到坐回牢還上了鏡頭，敢情當演員就這麼簡單啊。”
“我衝鏡頭呲了下牙。”
“沒把鏡頭給憋回去？不過你白浪費感情了，將來準一剪子給你剪去。”
DNA嬉笑著跟我說：“沒注意吧，剛才我誠心把課本給拿倒了，嘿嘿，他們做假，我就給他來個反個的。”
從中廳分手時，DNA又關照了幾句出去以後給他折騰那個案子的事兒，我回去乘興翻出他的申訴書，又看了一遍，衝那股死纏爛打的勁頭，覺得這傢伙可以當個好律師了。
下午管教下班前點名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蹲在狹長的號筒裡，號筒盡頭，也只有一個值班員坐門口望著外面，似乎不在意我的存在。
突然有種不著邊際的孤獨感襲來，這兩天，一直在享受遠離紛爭和喧囂的“自由”，這時才發現，原來“自由”是如此詭異的一個概念，四面逼仄的牆壁，可能使一個人發瘋，而一隻蝸牛或爬山虎，卻可以在這裡盡享一生的美滿生活。我想到了小樸，如果他真不是在演自己的最後一場戲，那麼監獄也許比外面更適宜他繼續生存，就象一隻蝸牛，天空再廣闊，對它的意義卻只是空虛，而對又一些人，卻恰恰相反，外面的世界如此廣闊，他們卻時常感覺壓抑、沒有出路，那些有形的無形的牆，那些成文的不成文的法，在他們的周圍築起了重重的障礙，使他們的“自由”顯得可憐可笑。
我想他們或許還不如我們這些囚犯清醒，至少我們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處境，而他們，卻迷惘地在廣大的世界裡奔突著，不知道會在哪裡碰壁，那些圍牆是透明的，他們經常在不自知的前提下犯規，尷尬、困惑、被嘲笑、被鄙視、被遺棄甚至發瘋。
我們知道自己的期限，而他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自己的最終目標，而他們往往躊躇於此生何為。
唯一相同的是，我們和他們，為達目的都不惜一切可行的手段，但我們做的更堅決，因為我們對一切的問題不能迴避，只能咬牙面對，而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