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多少處傷疤，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他也從來沒有向任何人炫耀。我完全知道，如果採訪，真實地把他經歷的一切記錄下來，一定比我們在任何一部黨史軍史上面看來的細節和情節，要生動得多，形象得多。我不忍心僅僅從繪畫的角度，來觀察他留給我們的任何一個細節和情節。單就當初在萬年臺閱兵場上，和廖佐煌決鬥的那個高挑小夥子，他那張白淨的臉皮，究竟是怎樣消失？怎樣在一次次戰火中燻烤，變成一塊堅硬的岩石，灰黑中透著醬紅，而且，在我印象中，這種顏色，至死都沒有改變。我想，我可能會放棄繪畫，而選擇帶兵打仗。要不是八歲那年，父親把我送回烏溪小鎮，在躲避“文革”武鬥炮火的同時，又接觸了一對畫家易安和莫尚，成了我繪畫的啟蒙老師，我可能還留在某京的某一軍隊大院裡成長，順理成章去當兵。我知道，父親的老上級，某某副部長的兒女們，在那場風暴中，父母被關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