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就一邊吃一邊把洋芋掰開，放在地上涼著，一邊涼一邊吃。
長期挨下餓的人，可有一頓吃飽的機會了，吃的時候連嚼碎都來不及，人人都是嚼兩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嚥呀，囫圇吞棗。吃呀吃呀，肚子吃飽了，吃脹了，但還是接著吃。大家都知道，這樣飽吃一頓的機會是很難得的，可能就這麼一次，今後再也不會有的。結果呢，我們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嚥。
結果，我們九個人——包括汽車司機——把一鍋洋芋吃完了。
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壞事了！那時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現在的柏油馬路，是土路上鋪了點沙子，再加上保養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車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顛老高。我們本來就吃得太脹坐不下也站不成——裝了一車洋芋往哪裡站呀——汽車出了城遇上坑一顛就都吐開了，每顛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還脹得痛。越顛越痛。我們都怪司機把車開得太快了，就砸車棚，叫他開慢些。開慢了吐得少些，但胃還是疼。沒辦法，只得忍著：挺著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著，兩手在身後撐在麻袋上竭力減緩汽車顛簸帶來的震動。
忍著，堅持著，真是痛不欲生呀。終於堅持到夾邊溝農場的場部了。司機把車停在場部辦公室前邊叫我們下車——從這兒回農業隊或基建大隊各自都方便—— 他再把車開到糧食倉庫去卸洋芋，那邊有專門卸車的人。可是我們八個人只下去了兩個人，金振柱和那個姓魏的二勞改。他們兩個人比我們吃得少，痛苦還輕一些；再說他們是坐在駕駛室裡的，下車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車一停下不顛了，就勢躺在麻袋上就動彈不了啦，下不去車了。我們痛苦得死去活來，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了，癱瘓了一樣，有的還呻吟不止。這事叫基建大隊的嚴隊長從辦公室出來看見了，走過來把那個二勞改罵了個狗血淋頭：狗日的叫你領著人裝洋芋去，你就叫他們往死裡吃嗎？你不會叫他們少吃一點嗎？你就不怕他們吃得脹死嗎？還真是被他言中了，農業隊一個姓吳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車上胃就被撐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後於半夜時分就斷氣了。
嚴隊長罵了一通，叫了八九個人來，把我們抬下汽車，扶回宿舍去。
扶進木工組的宿舍放在鋪上，我的胃還是疼，而且疼得更厲害了，簡直就疼了個七佛出世六佛昇天，哎喲哎喲地呻喚，連哭帶喊：哎喲我活不成了！哎喲我活不成了！身體在炕上翻過來覆過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夾邊溝農場在西邊十五六里的地方有個分場叫新添墩作業站，那裡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邊大幹渠上的閘門叫水沖壞了，領導叫我們木工組連夜趕過去搶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還要留下個人照看我，我們的組長石思良就把一個名叫牛天德的歲數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著點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頭偷了。四月份在蘭州已經是麥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夾邊溝，夜間溫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勞教分子的房子裡沒有煤燒，有些人總是偷木工房的木頭取暖。
牛天德是舊社會的大學生，解放前就是東北一家工廠的工程師。五十年代國家大力開發大西北，從上海、天津和東北來了許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設。他從東北來到蘭州，在省建工局當工程師。他那時已有五十多快六十歲了，身體很弱，一副儒雅書生的樣子，幹不動大田裡的農業活。我們木工組的組長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夾邊溝來勞動教養的木匠，認識他，也同情他可憐他，就跟領導說牛天德會幹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組來了。木工組的活比在大田勞動輕鬆得多，石思良要他來實際上就是照顧和保護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組我和牛天德的關係非常好。我是夾邊溝農場第一個到木工組的右派，是木工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時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壞分子帽子但實際上是政治犯的人來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那時候勞動工具不夠用——原先的勞改犯留下來的鐵鍁和洋鎬才有幾百把——農場新買來的鍁頭和鍁把在院子裡堆著，可是沒有木工安裝起來。我年輕，膽子大，就跟管教幹部自告奮勇地要求去安裝鐵鍁把。我說我雖然沒當過木工，但小時在農村安裝過自己家的鍁把钁把，那沒有多難。管教幹部說那你就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