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不能追問。你越是催促急於瞭解下文，他可能談得越是簡潔，或者乾脆就此打住。這些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真是怕樹葉子掉下來打破了頭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時間……高先生的臉上呈現出努力回憶的神情說。對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領導從全場抽了八九個身體好的人，到酒泉縣去拉洋芋種子……裡邊有農業隊和基建隊的幾個人，還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分隊長，是個“柺棍”——我們八個人由他帶隊。還有一個姓魏的二勞改也是管我們的。還有一個理髮員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還黑黑的，我們八個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麵糊糊，然後就坐上卡車出發了……
我打斷高吉義：高先生，問你個問題，拉種子是農業隊的事，怎麼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組的人嗎？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呀，他怎麼領著農業隊的人出去幹活？
高吉義說，那時間勞教已經兩年多了，右派們都已經累垮了，也餓垮了，有些人死了，活著的也都身體虛弱，農業隊挑不出幾個能裝車卸車的人來；遇上這種外出裝卸貨物的活，就要從全場挑人。我因為到夾邊溝不久就到了木工組當木匠，木匠的活輕鬆，身體雖說比以前虛弱了，但比別人強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說我是全場最年輕的右派，進夾邊溝的時候才二十一歲，身體最好的時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幾歲，可他到夾邊溝以後就當分隊長，管人。不下大田，體能消耗少；再說，領導為了叫他管其他勞教分子，伙食上照顧他，每頓飯都多給他些吃的，他的身體也比較健壯。他長著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紅潤的面孔。你看見過他嗎？
見過。我採訪過他。和你說的一樣。
卡車在路上跑了一個小時，到了酒泉，進了一個大院，從一間大房子裡裝洋芋……
我問，哪個大院？是在酒泉勞改分局的大院裡嗎？
不是，那不像個機關。除了看大門的，院子裡再沒有什麼人。
為了印證我以前的採訪，我又問，大院在什麼地方？是在酒泉縣城鼓樓的西北角上嗎？那裡曾經是酒泉勞改分局的服裝廠，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車間。
不知道。我只記得院子很空，沒啥人，像是倉庫。
你們進城從哪條路走的？那時的酒泉縣城就是個大十字，有東南西北四條街，大致的方位總是知道的。你說的大房子，沒啥人，是不是在城郊農場？城郊農場的庫房？
不是，就是在城裡。在城裡什麼地方沒看下。那是早晨天剛亮的時間，風颳得很冷，我們坐在車槽里根本沒往外看。
我不再問了。高先生繼續說，那洋芋我判斷是從外地調來的種子，因為大房子裡堆了半房子，連點麥草都沒苫嘛。我們就從大堆上往麻袋裡裝，往外抬，裝車。四個人抬一麻袋，提著麻袋的四個角；第五個人鑽到麻袋下頭再扛一下，我們才能把麻袋裝上車去。
到十點多鐘汽車裝滿了，車要走了，那個二勞改叫我們從裝好的麻袋裡稱出十六斤洋芋來，說是一人兩斤，煮著吃。自從進了夾邊溝，近兩年了，我就沒吃過一頓飽飯。剛到夾邊溝的時候伙食最好，也才吃個半飽。看著一汽車洋芋吃不進肚子裡，我實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勞改說，你把那多稱出幾斤來，叫我們吃飽一頓不行嗎？你的肚子不餓嗎？二勞改在農場裡的地位比我們高，人家是掙工資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問題上比我們辦法多，但他們也是吃不了太飽，所以我才大著膽子那麼說。可是那個二勞改說不行，不是不叫你們吃，是怕你們吃得太飽下午幹不成活。結果我們就一人吃了兩斤洋芋。肚子雖然沒吃飽，但比起農場伙房的伙食來強多了。
我說，庫房裡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嗎，煮著吃不行嗎？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員——就是那個看大門的，不叫我們動庫房的土豆。裝麻袋都是過秤的，人家要記數。
我們裝了兩天洋芋，一天兩車，裝了四車。我們只管裝不管卸，晚上不回夾邊溝，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間空房裡。第二天傍晚，最後一車洋芋裝好了，行李都捲起來裝上汽車了，二勞改說話了：今晚上叫你們吃一頓飽飯——卸下一麻袋來，煮上，吃。
那院子裡有一盤不知什麼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鍋，我們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還是挑裝得最滿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滿滿一鍋。我們確是餓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開了。
洋芋燙得很，一時間吃不進肚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