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服務。這是社會給我們的責任，對我們的需求，也是我們的使命。
國內有人把我稱作“知美派”，我願意接受這樣的評價。與此同時，美國等國際政界、學界、媒體的一些人把我定位為“對美強硬派”；而國內有些人卻更願意把我這類研究美國的人定位為“親美派”。“知美派”是對我的肯定，認為我對美國的看法等都是有依據的，還是瞭解美國的。“對美強硬派”，主要是美國外交界、使館、軍方，以及亞洲的外交界、歐洲駐華使館界，包括一些媒體對我前幾年的一些評價，也符合當時的事實。整個90年代的多數時期，中美關係一直吃緊，中美關係一直是鬥爭為主。作為一箇中國人，作為服務於中國政府的一個研究者，我的立場、責任是非常明確的，我要維護中國的利益。我的情感也是我的立場的反映，我那時候講出一些情感上稍嫌極端的話是很正常的。我性格比較直，很多時候說話不掩飾自己的真實情感想法。所以給人這樣的印象。
“親美派”的稱呼則是出自一些不瞭解情況的人，因為我總在講事實，而不是跟著大眾的情感潮流走，不高喊口號，在社會中處於非主流狀態。其實，“親”什麼國是社會上很多人對不少國際問題專家的誤解。具體到我，在愛國方面我敢說我做的不次於任何人。我碰到的情況、抉擇，任何一個人碰到，我不相信會做得比我更愛國。在大家都不回國的時候，我回國了。愛國不是高調，而是需要來點實際的、具體的行動。我跟美國聯邦調查局作鬥爭保護國家，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不要比誰更愛國，這個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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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5）
要說親不親美，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我肯定親自己的國家。在中國以外的國家之間，一定要我選，我可能會親美國一點，因為我在美國生活過，對那裡的瞭解多一些；現在每年往那跑的次數最多；那邊的朋友多，文化熟悉，而且有些東西讓我欣賞。所以，我不掩飾在中國以外的國家中我最喜歡美國。
迴歸中國傳統
從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來清華以後，在清華執教的課程主要是政治學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這一時期，我的研究方向、興趣都有了一些轉變。其中，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與外交、中美關係和中國外交戰略問題等。
直到三四年前，我發表的文章、我的內部報告、我寫的書的主題都是中美關係。我最初的關注點是美國。碩士時雖然研究蘇聯，但我的基礎，我的語言能力，我的興趣，我瞭解得多的還是美國。長期以來，也是因為需求導向，就我們國家的國際問題研究來說，我們更需要了解美國，更需要和美國打交道，美國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分工也是這個。但是，現在已經有所改變。我鼓吹一個觀點（現在還沒有被多少人接受）：美國現在變得對中國越來越不重要。我認為這是最近幾年發生的變化。我們的經濟發展是以擴大內需為主的增長，是靠國內市場。再有，中國重要的國際日程基本都完成了。以前美國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加入國際組織（聯合國、世貿組織），要辦奧運會，美國是必須過的一關，但現在它已經無奈於我們。另外，我們在縮小與它的實力差距，我們可以自主發展，依靠自己的力量。當然，有它的那些市場、技術更好，但沒有也不是絕對不行的。
人的本性總是求新求變，但不是見異思遷。做事也要求新，在不變中有變。不變的是我仍然搞國際關係，但是各個時期的重點不一樣。中美關係重要，但假如我自始至終就只搞中美關係，我可能也會覺得無聊，這中間創新的東西也不會太多。所以我要在大的領域不變的情況下，不斷開闢新的、小的領域。我會不斷去找新的興奮點。因為世界在發展，中國在發展，需求在變化。我認為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中國學者研究國際問題的最終落腳點是中國，這不是事先的設計，而是原先就存在的一個邏輯，這也是從美國學者身上看到、學到的。像斯卡拉皮諾、哈利·哈丁（Harry Harding）等，他們研究亞洲，研究中國，但最後都是落腳在美國，為美國服務。我們也應該這樣。而且，從情感上講，這也是必然和自然的歸宿。我們研究國外問題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為了自己的國家。所以，雖然美國仍然是我研究中最基本的，或說是主線的部分，但是，中國問題的分量一直越來越大，包括中國外交戰略、外交政策、外交文化、對外關係等，關於中國的研究越來越多。現在，我和我的一個博士生在寫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