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美國政府和政治的書。為了這本書,我準備了十幾年,這是對我研究美國十幾年的一個總結。這本書寫完後,我雖然還會繼續關注美國政府政治,但以後不會寫太多這方面的文字了。我會更多地寫有關中國的東西。我現在越來越重視價值觀,重視文化,重視政治哲學和人本哲學。
雖然我留學美國,又主要做美國研究,但是,從思維、價值觀、文化上來講,我受東方哲學,受中國人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還是比較深。
像《論語》、《孟子》、《老子》、《中國通史》等,這些我都已經讀過了,“四書五經”,我現在也在讀。因為這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我都是近兩三年才開始重讀。以前研究動向多,研究美國現實時間長後,慢慢就發現,美國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根子還是哲學,還是文化,還是價值觀的問題。我不贊成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文明之間不一定衝突。但文明、價值觀、文化確實是根本問題。人的區別,民族的區別,國家的區別,不是種族,不是物質,根本的不同還是價值觀。這幾年,我在這一點上的感觸越來越深,所以,我在政治哲學、人本主義、人文哲學方面的涉足越來越多。
中國文化確實是和合文化。無論人和人之間,國家和個人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本國和各國之間,我們確實都是強調一個“和”字。“中庸之道”、“和諧”、“仁”等等,我們的文化哲學中突出強調的就是“和”。當然了,我們還是“和而不同”。不是說大家都完全一樣,而是說不同的東西大家要和諧、合作。我覺得這是我們同基督教文化最大的差別。基督教文化是說非我族類的就是惡。布什、里根都用“邪惡”來說蘇聯、伊拉克等國。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基督教文化就是善、惡對立,是非對立的,沒有什麼中間地帶。然而,世界上的事務是複雜的,不是非黑即白,不會一個人壞,就百分之百一切都壞;也不會一個人好,就高大全什麼都好,沒這種人,沒有神,只有人。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徵,我認為就是孔孟之道、儒家確立的,強調和諧、中庸。由此而向外擴充套件到人際關係、家庭、國家,以及社會和世界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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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6)
我這個人最大的偏好是喜歡自然,崇尚自然。自然是最美麗、最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我相信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初中時讀《中國哲學史》,有很多地方沒有讀懂,但是這個我讀懂了。中國這些傳統文化我原先就受到影響,現在是更加相信,世界就應該“和”,人和自然界就應該“和”。我非常讚賞環境保護主義,我常想我退休了就做“自然之友”。這一點對我的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形勢比人強”,尊重世界潮流,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要順應自然的力量。
很多學者好像都有迴歸中國文化傳統的趨勢,只是有的人明顯,有的不明顯。這就回到了“一切科學到最後都是哲學”,這句話絕對正確。看東西方哲學,看各個時期的哲學,看東西方發展大勢,我感覺中國的哲學最接近於自然。最有利於人類,最代表世界長期發展的趨勢。它承認不同,強調不同東西的和諧共處。既然永遠不可能消滅不同,那麼就應該共處,所謂“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賴”其實就是中國從先秦哲學中就講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共產主義也是這個方向。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
研究國際關係,理論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論流派上的歸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現實主義者。現在也不能說不相信現實主義了,但是,隨著世界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來越重視國際體制、國際規則、多邊的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響力,其中一些人稱之為自由制度主義。國際關係是不能完全按照一個理論來解釋的,完全按照現實主義也不行,國際關係中確實也有不屬於力量的,但完全靠國際制度、國際組織也不能解決國際關係中的所有問題。建構主義重視國際行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實際的。
1988年在美國時,我讀了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當時還是接受的,因為它的新現實主義歸根結底還是現實主義,只是在繼續堅持國家實力、國家利益的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結構的理論。新現實主義認為結構是力量的分佈決定的,和現實主義沒什麼差別,承認有國際體系、國際結構;而經典現實主義甚至這點也不接受,只是強調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