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期，清王朝在廣東的統治秩序已經面臨著嚴重的挑戰，突出的盜匪問題就是主要的表現之一。
“地球各國，盜賊之多，以中國為最；中國盜賊之多，以廣東為最……”此番言論雖有誇張，但卻反映出清末廣東盜匪問題嚴重性的輿論傾向。
而官方也不避諱廣東多盜的事實，且多方渲染。“粵東山海交錯，民精獷悍，盜匪之熾，甲於他省”，“廣東素稱多盜，近年日益加厲”。
那清末廣東的匪患到底達到了何種程度呢？據說，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至三十年（1904年），“賊匪堂號以數十計，人數以千百計”。到了清末的最後十餘年，治安更是惡化，一年之間劫殺案竟多達三千餘件，其中無力納衙規或畏匪尋仇不敢報案者，更不勝數。
因此，廣東或許不是盜匪最多的省份，但清末廣東無疑是盜匪問題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儘管沒有出現過成千上萬盜匪大軍流動作戰、攻城掠地，大範圍席捲城鄉的情況，但廣東各地股匪、匪幫眾多，卻造成了“遍地皆匪”的局面。
而且，由於廣東盜匪手中擁有不少武器，且不乏新式利器，使盜匪更難對付。有輿論便說：“顧何以廣東之盜肆無忌憚一至於此？則以廣東之盜黨亦有軍火，足以與官軍抗衡也！”
陳文強細細看過資料。確實是觸目驚心，但他並不準備放棄。廣東，將是革命的基地。社會治安是早早晚晚要加以安靖的。況且，他從中還看出了一些別的東西，也明白了為何吳祿貞會被解除懷疑，被視為朝廷的忠臣。
思想上的偏差，行動上的乖離，使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團體視會黨為依靠的重要力量。而廣東會黨與盜匪之間呈現的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局面。對會黨的發動便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盜匪捲入革命運動。
比如一*五年籌劃的廣州起義。北江一帶著名盜魁梁大炮便號召北江會黨參加；一九零零年，興中會再次在廣東發動起義。並約東、西、北三江象王海、區新等諸盜首馳會應合；便是最近的七女湖起義，鄧子瑜是發動陳純、林旺、孫穩等綠林、會黨起事，其中孫穩便是“平日以搶劫為事，鄉里迭遭其害。婦孺皆知的劇盜”。
這樣一來，會黨、盜匪便幾乎與革命黨劃上了等號。首附革命者固託革黨以自豪，未附革黨者亦冒革黨以相嚇。兩廣總督岑春煊向朝廷奏稱：“廣東盜風熾甲於他省，糾黨置械，顯著逆謀”；張人駿亦指出“廣東盜賊、會匪猖獗，勾結革黨，暗立師團，約期起事”。
正是這樣的原因，吳祿貞在瓊州打擊會黨、剿滅盜匪。便會被視為與革黨為敵，痛恨革命黨之輩。
得出這個結論之後，陳文強並沒有絲毫的遲疑。甚至更增強了他的決心。如果打家劫舍、圖財害命匪盜也能披上革命的外衣，那才真是汙辱了革命。輿論的攻訐是免不了的，但他在乎嗎？在民間得到的讚揚才是多數吧，儘管老百姓並不掌握話語權。
資料不少，但還是顯得粗疏，主要是關於如何清剿盜匪的辦法和措施。之前官府採取的清鄉。雖然規模、聲勢都不小，顯然收到的效果並不理想。
陳文強不想多費腦筋。雖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路，但他還是把這個工作交給總參謀部，讓他們研究制定出一個可以付諸實施的計劃。這個計劃可以粗疏一些，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
澳門外海。
風不大，海水略呈暗綠色，似乎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無邊無際的青翠的草原。水面上盪漾著一朵朵銀白的浪花，海燕貼著水面低飛覓食，海蜇象一把把肉傘似的在水中探頭探腦地漂浮……
與同盟會二號人物黃興的會面便是在停泊於外海的輪船上，陳文強依舊化了裝。這不是他信不信任黃興，而是他將要進行的工作會對同盟會等革命團體造成打擊，招來痛罵，所以，還是不要暴露得太早為好。
兩位二號人物的握手，或者說是兩位實行者的會面，是否具有歷史意義還不得而知，但起初的寒喧還是很和諧、平和的。都是有素質的人，即便心中有所不滿也要維持表面的禮貌。只不過，這種平和的氣氛隨著談話的展開和深入而變得緊張起來。
“同盟會雖有些內部紛爭，但大局還是穩定的，貴會此時提出聯合，實質上卻是吞併<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