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生活後，離開家鄉惠州府來到廣州府，入讀政法學堂。
而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當時的廣州在兩任總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項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學校開辦得如火如荼，各種新思潮也在湧現。在廣州的兩年時間裡，陳炯明大開了眼界，接觸到各種新思想，最近隨著立憲運動的盛行，他開始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並有競選諮議局議員的想法。
對陳炯明這個人的剛毅果敢和沉默寡言，以及操守，陳文強是比較滿意的，雖稱見習，但陳文強已經決定在開啟局面，並且考察之後，便會委其以重任。
“大人，聽聞順德縣士紳冼瑞銜有庇匪之名，不如此番便將其拿下，或可開清鄉之良端。”陳炯明陪著陳文強走向會議室，提出自己的建議。
“查無實據。”陳文強淡淡一笑，說道：“再者，就算刑訊有用，可若將其拿下，訊息難以封鎖，豈不給與其勾連之盜匪以竄逃之機？”
“那大人分別召集各縣鄉局士紳，是何用意呀？”陳炯明疑惑地問道。
陳文強淡淡一笑，當然不能說破自己的異能，只是模稜兩可地說道：“查其顏，觀其色，威懾加勸誘，或許能起到作用啊！還有，各地興辦民團也要靠他們出資捐錢哪！”
作為一種民兵組織，團練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晚清之後的團練，其基本精神則直接源於嘉慶年間鎮壓白蓮教起義時的“堅壁清野，築寨練團”等經驗。在廣東，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內憂外患再一次刺激了團練的勃興，但到了清末，團練的發展又受到了朝廷的抑制。準確地說，官府是既提倡又抑制的矛盾。
官方提倡各地辦團是出於抵禦盜匪的需要，同時，官方又不敢完全放手讓地方自由辦團，要防止民間武力的膨脹，於是便出現了這樣複雜、矛盾的狀況。
而官府的這種複雜心態，又勢必影響著各地士紳階層辦團的積極性。籌集辦團經費是辦團的關鍵，也是難題。由於辦團經費基本上依靠地方士紳自行解決，官方意志在辦團過程中過多體現，反倒使經費來源出現問題。造成的結果往往是“稟來稟去，經費仍須自籌，官與紳則互推諉”。
二十世紀初，廣東各地在官方要求下興辦團練，卻得不到地方士紳的充分合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官紳之間存在的裂痕。當時的輿論便說：“粵省各屬，盜匪出沒，地方雖迭經札行團練，卒以款項難籌，或辦理不終，或並無成議。其富厚之鄉，僱勇防守，亦皆虛有其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