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不管是殞身不恤、殺身成仁的吳樾、徐錫麟等人，還是破衣敝屣、奔走革命的陶成章等人，陳文強打心裡是敬佩，是尊重的。
很簡單，他做不到這樣的激情，這樣的忘我，這樣的不顧一切。
但敬佩和尊重並不代表著崇拜和服從，因此陳文強對北辰是敬而遠之，實在是因為北辰過於強勢、固執，或者說是專橫、不知妥協調和。
一個人不可能是神，卻認為自己是神，或乾認為自己是始終正確的，認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裡，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為人既然不是神，無論多麼英明、智慧，也總會有犯錯誤的時候。而當他的周圍沒有人敢指出他的錯誤，或者說他根本不會聽的時候，一個普通人也還罷了，一個領袖卻會造成一場災難。
一個人的意志，就是團體的意志，一個人的行為，就是團體的行為，一個人的憤怒，就是團體的憤怒。那這個團體就會在兩個極端搖擺，或是一舉成功，或是一敗塗地。顯然，風險卻是大於機遇的。
宋復華則不同，他勤奮好學，理論知識紮實，對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制度有相當深刻的認識，也適應和理解妥協調和這樣的政治手段<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所以，推他作為領袖，把他塑造成職業革命家，比較符合陳文強的思想和習慣。
沒有誰能讓陳文強俯首貼耳、絕對服從，不信權威的思想已經深入他的頭腦，而這種思想則貫穿於他的行動之中。
北辰也好，黃興也罷，陳文強能爭取便爭取，不能爭取便順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離了某個人就玩不轉，更沒有誰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詞。
況且。此時招聚東京同盟會成員，統合革命力量。正是一個好時機。
機會不是陳文強創造的，而是同盟會內部門戶、地域矛盾的總爆發。反對北辰最力者為章太嚴和陶成章，其他則多以江浙、湖湘人士為主，既是光復會與同盟會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別對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區發動起義的不滿。
再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強硬和過於自信，他對勸他向東京本部引咎嚴詞拒絕，覆函“謂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無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時又是斷絕東京同盟會的經濟來援，又另起爐灶，重新組建“中華革命黨”；還派汪精衛回東京另出《民報》，實在是火上澆油。
說到北辰的過於自信，則是陳文強從工商經營方面所看出的大問題。一個品牌要打響，那不是平白無故的，是時間，是宣傳，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華革命黨算什麼呢。北辰顯然過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領域的德高望重，覺得自己登高一呼，便會應者雲集。同盟會完全是靠著他的影響。才能發展到如今這個規模的。
歷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識到了這一點，雖然南洋同盟會各分會積極響應，統統改名為中華革命黨，可是這個新名稱，民眾並不怎麼認可。無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會這個殼，繼續經營。
但現在，一錯而不可挽回，陳文強機敏地抓住了這個空當。中華革命黨沒有什麼影響，東京同盟會又是人心渙散。若走民主程式，東京同盟會中倒孫力量還是佔有多數的。
這一點。黃興看出來了，他必須做出選擇。一是繼續維護北辰，保住同盟會這個品牌，但分裂不可避免，實力大損也是眼見的事實；二是應東京同盟會眾人之請，召開特別大會，罷免北辰，由自己接任，然後再率東京同盟會與復興會實現聯合。
不管怎麼選擇，在這場名為聯合，實為收購的行動中，復興會憑藉雄厚的實力，佔據主導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形勢很嚴峻，不僅僅是復興會將要採取的行動，東京同盟會內部的分裂已經難以挽回。以陶成章等人為首的光復會是其一；還有焦達峰、劉公等人正在發起一個有實力的團體“共進會”，要與同盟會分道揚鑣；譚人鳳等人亦要會召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會議，組建所謂的中部同盟會，以全力推進長江流域革命運動。
經過痛苦又矛盾的思考，黃興終於還是不肯陷自己於不義，第二天便轉告陳文強留在澳門的聯絡人。他採取的是一種消極迴避的策略，既不回東京召集會議討論以代總理之職，也不阻撓東京同盟會會員的個人選擇。換句話說，他就是順其自然，不管不問了。
當然，黃興知道自己這樣做的後果，是對東京同盟會的一種放縱，也是一種放棄。要知道，在同盟會中，華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