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於東北的基礎較為薄弱，東北復興會會員便接到了隱而不發、暗中發展、等待時機的命令。袁世凱將東北的軍隊作為籌碼，復興會又何嘗不想利用東北一舉奠定勝局。
而東北三省雖然是滿族的發祥地，但真正為滿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卻並多。即便放眼全國內地各省，由滿族軍官統帥的駐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數幾處發生戰鬥外，大都與革命軍達成協議，放下武器。這雖然也有革命軍不亂殺戮的紀律和宣傳，也跟滿清的腐朽末落不無關係。
對於上層王公貴族來說，曾支援義和團運動的滿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後全家戰死或自盡，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國聯軍列入禍首名單，由慈禧太后下令殺害或流放、充軍。
雖然這些王公貴族大多是出於愚昧排外或宮廷政治鬥爭而支援義和團，但慈禧太后照著洋人開出的名單一一懲處的做法，無疑極大損害了清朝統治的威信。個別被通緝的王公懷恨在心，隱居起來，革命時也參加了推翻清朝的運動。例如，端王載漪躲在寧夏定遠營，就準備聯合哥老會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經歷庚子國變之後的滿族上層王公貴族，真正死忠於清朝的人已經很少了。
對於普通滿族民眾來說，特別是滿族聚居的東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內遭受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沙俄侵佔東北全境和日俄戰爭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亂的組織抵抗開始，以屈膝投降告終，甚至懲辦參加抗擊侵略的滿族官兵。而最後一次連抵抗的姿態也不去做了，這不得不讓滿族民眾思考，一個完全不能保護家鄉的政權，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此外。清朝由於八旗制度的存在，對於滿族人民行動自由的限制，比起對漢族人民更加嚴重。清朝的滅亡。對滿族中下層民眾來說，從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上看。並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經廢除了旗人的特權。在經濟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錢糧，相當於後世的低保，這在日益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中，生活日益窘迫。
復興會先期發表了“驅除韃虜”的綱領，但隨後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釋，要反對的是清朝的腐敗的貴族統治者。而非滿族整個民族。而且，對於吸收同情支援革命的滿、蒙會員，也是相當積極，並沒有歧視和關上大門。這些措施逐漸引起滿、蒙族中接觸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共鳴，他們對清廷日趨絕望，終於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復興會慢慢積累的成果早晚會具有爆發的能量。
滿族青年張榕在日俄開戰後，到興京廳（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和吉林海龍一帶組織自衛軍，保衛家鄉，武裝抗擊日俄。並以“東北三省保衛公所”名義發表宣言：“國土存亡，端賴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強鄰之野心，為政府之後援。”後被清廷逮捕入獄。
一九零八年，張榕出獄，逃亡日本，參加了復興會，從事革命活動。復興會舉事之前，派其潛赴東北。張榕與革命黨人張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義上的立憲派組織——奉天聯合急進會，各界參加的人很多。
但他們的秘密宗旨卻是：“將以響應南方，牽制北軍勢力。使清帝不敢東歸。”推舉張榕為會長，柳大年等為副會長。密謀武裝起義。他們派人到遼陽、海城、海龍、興京各地，秘密運動軍警。組織民軍，參加民軍的有一萬多人，具備了一定的軍事力量。
而直隸督練公所教練處總監督張紹增，駐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皆是吳祿貞好友，有士官三傑之稱。在吳祿貞秘密加入復興會後，為其書信所勸動，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時機發動起義。
而藍天蔚和張紹增則借與日本人交涉間島問題，向徐世昌上報，言說邊防兵力不足，不僅在當地組織了大批民軍，還招攬一支駐紮在皮夾溝金礦的民間武裝，軍事實力也相當可觀。
說起間島交涉和這支民間武裝的歷史，還要上推到幾年前的時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長白山地區，被清朝的皇親國戚們視為“龍興之地”，廣闊的圖們江北岸由於禁山圍場，一度曾經渺無人煙。一八九六年起，圖們江南岸的朝鮮鍾城一帶經歷了罕見的年饉，大批災民紛紛渡江越界謀生。清政府雖加以阻撓，但終因“天高皇帝遠”，只好任由韓民在延邊居住。
到了光緒初年，清廷迫於這一既成事實，廢除禁山圍場的舊制，一實行了“移民實邊”的政策，在延吉設廳節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岡、琿春等處設立墾局，招募中朝兩國人民開荒墾種，一每年收繳一定的租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