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越墾謀生的韓民並不十分“安分”。一八八一年，韓民於圖們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條水溝，使江水分出，這樣就出現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夾江”灘地。一九零三年朝鮮官員李範允致函清朝墾局，指夾江灘地為“間島”，從此才有了“間島”的稱謂。
一九零五年，日俄簽署了《朴茨茅斯條約》，條約承認日本對朝鮮擁有特權。同年十一月，日本強迫朝鮮簽訂了《日韓保護條約》，朝鮮實際上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圖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島擴充套件到了圖們江南的東亞大陸，與我國隔江相望。進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貪婪的目光投向我國東北。
一九零六年春，伊藤博文作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鮮統監，欲將其魔爪伸到中國的延邊地區。於是在他的策劃下，他的手下齋藤帶領一夥人或假裝成到中國東北旅行的遊客，或扮成商人，潛入延邊地區。他們先是偷偷地渡過圖們江，進入我國境內光霽峪前的夾江灘地。而後又轉到延邊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頭溝、頭道溝等地窺探虛實。
經過數月的偵察，齋藤回到朝鮮，把蒐集到的情報向伊藤博文作了秉報。伊藤對那塊夾江灘地很感興趣。儘管它在齋藤勾畫的草圖上不過佔了指甲大小的位置。伊藤卻在草圖上大大地畫了一個圈——這傢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國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龍及琿春等縣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間島”，下一步只是考慮如何把它變成“第二個朝鮮”的問題了。
而且，他對齋藤說：“間島”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是統統需要我們加以“保護”的。一個所謂“間島”問題就這樣炮製出來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簽訂了瞞天過海的《日俄協約》，同日還簽訂了旨在瓜分我國東北三省的《日俄密約》。伊藤博文認為條件成熟，立即於八月急電齋藤季治郎，命其由會寧出發。率領日本憲兵進入我國延邊。
同時，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駐華公使阿部守太郎送達的照會：“為照會事，茲奉帝國政府訓令，間島為中國領土，抑或為朝國領土，久未解決，該處韓民十萬餘，受馬賊及無賴凌虐，擬即由統監派員至間島保護，請速電該處華官。免生誤會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會，頓時驚慌失措。還沒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齋藤季治郎已經率領大批武裝憲警。強渡圖們江，進入了我國延邊數十里地區，並在龍井村內天寶礦主程光第的大院掛出了“統監府臨時何島派出所”的牌子。
齋藤季治郎在延邊地區劃定了會寧間島、鍾城間島、茂山間島等五區，又在局子街、頭道溝等要地設憲兵分遣所十四個，所轄區域達千餘平方公里，分土設官，發號施令，儼然成了中國境內的外國政府。
清政府曾透過外交途徑復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嚴正宣告所謂“間島”問題純系子虛烏有。該地是中國領土無可非議，但日方對要求其撤出的復照卻置若周聞。由於當時清軍在延邊的守備薄弱。以武力強行驅逐已無可能，於是這個外國的政權機構公然出現在中國的領土上。成了國際震驚、國人汗顏的一個奇特事物。
當時，最使奉命前來交涉的張紹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邊防兵力。當時延吉只有吉強軍數營，而在他身邊的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務處處吃緊，一旦發生不測，邊防形勢便岌岌可危。
為了與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張紹增向藍天蔚借兵，首先對龍峪衙門進行保護，並訓令當地長官不得離開任所，照常處理事務；同時在延吉各處張貼安民告示，揭露齋藤一夥的侵略行徑，安撫當地百姓。又組織民軍，並將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軍的繼續侵入；又調派人力維持治安，以防止出現突發事件給日本入侵造成藉口。
齋藤本以為用偷襲的手段侵佔延邊功在必得，不料卻遭到了當地軍民的頑強抵制，因此也就不敢進一步貿然行動，繼續擴大“戰果”的計劃也泡了湯。雙方一時處於僵持狀態。
這時的張紹增和藍天蔚並不輕鬆，他知道日本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他不斷上書清政府，激陳日軍重兵壓境，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十分嚴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腐敗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務交涉，使衝突加劇。因此，吳祿貞得到的答覆只是“穩慎和平”、“鎮靜維持”的諭旨。
張紹增迫於無奈，也出於擴充套件武裝的心思，便聯絡了一支駐紮在皮夾溝金礦的民間武裝，足有二三千人。
夾皮溝地處吉林省樺甸縣東南，自清咸豐末年（1854）起，被稱為‘韓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