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經濟學探討的永恆課題之一，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的主體，其發展水平可以作為一國經濟發展的衡量標準，因而在經濟模式中佔有重要的位置。
現在共和國政府採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充分發揮國家計劃和指導的開發性作用，也可以叫做“國家指導的高速增長體系”。這在當時的國際世界中，是具有鮮明特色的創舉。
政府透過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指導經濟活動。特別是對企業決策進行強有力的干預和誘導，依靠財政、金融、稅收等經濟槓桿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間接有效的調控，並一直管到微觀，落實到企業
當然，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隨著時間的流逝，政策重點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他們都在不斷地總結和學習更為有效的方式，調整和改革經濟發展模式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隨著共和國四大銀行的成立並開始執行，政府力求讓銀行與公司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絡。由於銀行和工商企業關係密切，公司管理者受到保護，從而使之能夠不受股東影響而進行長線投資。
以重工業發展帶動輕工及相關產業，歷史經驗證明，這是行之有效的發展策略。隨著柳州、鞍山、上海、大冶等鋼鐵廠的建成投產，為鐵路的建設提供了物質保證，而鐵路的建成，又將拉動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程序。
一環套一環，依賴於中國百姓的低起點，以及眾多的人口與偏少的耕地之間的矛盾，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並相對節省了所要花費的工資成本。
只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只要別逼得太緊，這個要求不過分吧，陳文強知道得多。也便比別人更為擔心。所以說，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和不想事的傻子。最為心寬快樂。
然而，不天遂人願，沙俄在中國的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培植親俄勢力，收買烏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達多爾濟等多人，利用外蒙民族上層反對新政的強烈情緒，積極煽動其中的親俄派出面邀請俄國干預，以便據為口實，干涉中國內政。挑起中俄糾紛。
一九一一年二月，在俄國的策動和援助下，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庫倫（今烏蘭巴托）宣告成立“大蒙古國”。同時，大“蒙古國總理內閣衙門”向內蒙古發出了《致內蒙古各盟王公文》和《優待條件》八條，鼓吹“內外蒙古皆屬一家”，勸諭各蒙旗“一體歸順”。對歸降“大蒙古國”者許諾享受“王公以下貴族皆晉升一級，庫倫政府支給年俸”，“所承擔的捐稅與外蒙古人一律免除”，“若民國政府施加壓力，庫倫政府則出兵予以保護”等優待。
共和國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蒙古地區政治形勢的複雜性。封建王公貴族和上層僧侶。在民主革命的衝擊下惶惶不可終日。其中一部分上層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義”旗幟，投靠沙俄搞起“獨立”活動。構成了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危害，而這個階層是有一定規模的。他們有著牢固的政權與神權相結合的封建基礎。考慮到當時的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和中外關係，制定靈活適宜的政策，是擺在新政府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針對這種態勢，新政府建立之初，便積極倡導“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總統宋教仁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各民族為一國，即合各民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願中國“各種民族。相親相愛，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新政府的這種民族觀，成為北京政府處理國內民族關係的綱領。宋教仁在就職大總統的《宣言書》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認清：“政體雖更，國猶是國”，在維護中華版圖完整的前提下，實現全國的共和。
宋教仁特別提醒蒙古王公活佛們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不可倚賴”。盼望王公活佛們關懷時局，眷念桑梓，派出代表到北京“參議政要”。同時新政府對蒙古王公聯合會提出的不變動“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讓步。這種妥協，當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獨立”為前提的。
當中國革命成功，新政府開始執政後，駐京的內外蒙古王公們，以貢桑諾爾布、阿穆爾靈圭等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內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義，成立了蒙古王公聯合會，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臺。蒙古王公聯合會順應形勢，隨風轉向，改變立場，表達對共和的妥協願望，唱出“贊助共和”的調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臨時參議院透過了《關於滿漢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共七條。其核心內容是維護蒙古王公貴族的私產、王公世爵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