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嚴厲，更在後面附有其家眷的詳細資料，連他送到美國留學的兒子李國慶也在其列，並且用紅線標註醒目。
底線和原則，這是陳文強一直堅持的信條。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果你不擇手段，那敵人對付你也會無所不用其極。誰沒有家人，誰沒有親戚朋友，為了不牽連他們，陳文強定下的底線便是不株連，不對其家人下手。
刺殺雖然是一種非常態的革命方式，是一種恐怖主義，但其行動的目的不在於造成直接受害者，而在於對更多的人施加影響。或是振奮民心，予人一種“一個階層反對一個階層”或“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印象，即轉化成為民眾反對滿清統治者的戰爭；或是透過輿論宣傳，使暗殺成為“心理影響的工具”。
李準當然不知道復興會刺殺的底線和原則。警告信中沒加闡述，也沒有說明要對其家人下手。但附著的名單和資料，卻給他一種這樣的感覺。那就是復興會已經將他和家人都列為了暗殺的目標，毫無顧忌，狠辣無情。
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株連還是很平常的事情，李準對此不表懷疑，也根本不敢寄希望於革命黨在仇恨之下會對他的家人網開一面。所以，本著自己的思維和判斷。這封警告信可以說是給了他沉重的一擊。
如果說他對自己的安危還能暫時不予考慮的話，那對他家人的切實威脅。就是他所不能忽視，且必須正視的嚴重問題。
“大人——”衛隊長見李準臉色變幻，久久不語，不由得開口喚了一聲。等李準抬頭看他，便試探著說道：“亂黨躬行荊聶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慮。”
李準嘆了口氣，緩緩說道：“可慮歸可慮，然吾等為朝廷命官，剿匪平亂乃份內之事，又如何不與亂黨結怨？倘縱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這左右為難。如之奈何？”
衛隊長想了想，委婉地建議道：“大人可還記得崖州之行，那陳大人既能花錢買平安。保住產業不受損失，您是否也——”
李準陷入了沉思，半晌無力地擺了擺手，說道：“此事萬不可行，陳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佔了多半；本官卻是責任所在。與亂黨豈能勾連？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細思，細思。”
其實，不是李準沒這個想法，而是他還不想輕率地在衛隊長面前承認。畢竟人心隔肚皮，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個既穩妥又保密的辦法。
……………
同樣是刺殺，卻又有不同之處。
復興會的行動有其深意，恐嚇廣東官員，打亂其剿亂計劃，從側面支援瓊州革命軍。同時，也在官員中造成心理陰影，為以後的工作提供方便條件。
而吳樾之謀刺出洋五大臣，雖然轟動，雖然勇烈，但當時的主流報刊輿對這次暗殺事件的評價卻不高。相反，他們大都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事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對吳樾的暗殺恐怖活動一般都持譴責態度。
不僅如此，輿論還深恐這次炸彈事件會影響到大臣出洋考察，進而影響到憲政的實施。於是，他們紛紛在報紙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艱難，奮勇前行。民間對於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們紛紛發來慰問電，如上海復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學校就聯合發了慰問電。
這就是體制內外的差別，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自然不同。在當時那個大轉型的時代，自然也事屬平常。
朝廷希望維持君權至上之現狀；民意（準確而言，是士意）大多數則已傾向於立憲，要求限制君權，造就責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價”手段，則是革命與暗殺——古語所說“矯枉必須過正”，今人所謂“改革是倒逼出來的”，正是這個意思。
而革命黨人熱衷於刺殺體制內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於要摧毀一切有可能延長滿清統治的補救措施；他們希望用這種方式，讓革命早日到來，讓革命“早產”。說白了，他們認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壞，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於民、有益於國，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撓，加以反對，以免清廷爭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艱難。
章太炎曾激烈地說過：“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可謂是一語道破了當時革命者的心態。於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會成為他們暗殺的目標。
顯然，如果從後世的思維來看，這些革命黨人把革命定義得過於狹隘了，還停留在排滿殺滿的階段。如果從長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