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種種改革（興學、練兵、巡警、實業），對國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於，象選派大批學生出洋留學，放寬言論拑制，成立各省諮議局，各省編練新軍，都是在培養腐朽體制的推翻者、反對者，而清廷並不自知，那些革命黨也沒有意識到。
這就是大多革命黨人的認識誤區：革命盛，則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實情是：革命每高漲一次，則改良亦高漲一次，反之亦然。因為革命黨的每一次舉事，都是體制內改革派推進改革的動力，是立憲派聲勢高漲的根據。
而復興會的暗殺行動是由陳文強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對冷靜、理智，目標指向也多是頑固、*、兇惡的滿酋惡吏，以及對復興會的行動有阻礙的傢伙。其實，這對陳文強來說，並不需要多麼高深的理論，只要知道滿清必亡，也就足夠了。
因為，在改良、新政下培養出來的人才必然有著新思想，在陳舊體制下必然會不適應，也就會心生不滿，成為潛在的破壞者。一旦時機到來，他們倒向革命也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
同時，陳文強早已經意識到潛伏在體制內搞革命是多麼得心應手，多麼方便自如。有寬鬆的話語權，這是朝廷給立憲派人士的，目的是為了從道義上否定革命黨；優禮相待立憲派，也就是體制內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貫方針，從經濟、政治，再到軍事（商團、民團），立憲派正在合法地壯大勢力。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從立憲派的政治主張來看，與革命黨的差不了多少，都是要求愛新覺羅皇氏無條件出讓股權，強大國家。但立憲派人士是體制內的，革命黨人是體制外的，雖然大家的政治主張沒什麼本質的區別，可立憲派人士幹了革命黨人的活兒，屬於國家立憲範疇，是朝廷允許的；而革命黨人幹了立憲派人士的活兒，卻屬於亂黨，是要殺頭的。
兩相比較之下，陳文強自然願意以立憲派的身份去幹革命的工作，幹得光明正大，幹得沒有阻礙，幹得風生水起。
“只須速行立憲，風潮自然平息。出洋學生其中多可用之材，總宜破格錄用。至於孫文在海外，並無魄力，平日虛張聲勢，全是臣工自相驚擾，務請明降恩旨，大赦黨人，不準任意株連。以後地方鬧事，須認明民變與匪亂，不得概以革命黨奏報。”
“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試問言語不通，匆匆一過，能考察何內容？不過將來抄許多憲法書回來塞責，徒靡多金，有何用處？現在日日言立憲，然遙遙無期，恐革命黨為患更烈。現在日法協約，日俄協約，大局甚是可危。各國均視中國之能否實行立憲，以定政策。愚以為，萬萬不能不速立憲者此也。”
身為立憲派新秀的陳文強開始在報紙上大鳴大放，把君憲“嘴臉”暴露無遺，接下來又有江蘇省立憲派頭子張謇、湖北省立憲派頭子湯化龍、湖南的立憲派頭子譚延闓等搖旗呼應，吶喊助威，由此逐漸形成了第一次立憲請願運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