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把革命的涵義擴充套件成推翻和建設兩個階段，就會得出與陳文強相似的判斷。那就是：立憲派可能會轉變成革命的同盟軍；立憲派的壯大對於國家建設是有益的；在中國這個宗法社會，立憲派是維持地方的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而這個判斷又有個前提，那就是要在立憲派中區分出憲政派和保皇派。雖然在目前看來，似乎二者是合而為一的。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以謀求更多政治利益為目標的工商人士與鄉紳組成的憲政派，和死硬的滿漢官僚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卻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觀者清來形容陳文強是很恰當的。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浮躁與狂熱齊飛，不安與騷動共舞。能夠冷靜思考，並意識到推翻滿清只是國家有可能強盛、崛起的開始，要解決的問題既多又難的，恐怕只有對革命不夠激情、樂觀的陳文強了。
“到現在為止，我賺的錢已經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變了很少人的生活狀況。”陳文強感慨又無奈地連連搖頭，“上海，只是一個上海，在中國地圖上只是那麼一小塊，而要使這裡的民眾活得象個樣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國各地的民眾，你覺得要花多少錢才能讓他們有衣有食，怎樣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讓他們擺脫貧困？只要革命一成功，這些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嗎？”
“革命是勢在必行的。這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宋教仁停頓了一下，說道：“如果大環境不改變，花多少錢也不會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說施行和落實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說不革命，而是說要考慮得具體些。”陳文強微微皺起眉頭，說道：“把事情設想得過於簡單，困難估計得過於輕鬆，顯然是有害無益的。慷慨激昂的口號是容易喊的，可具體的解決辦法呢，現在看來是很空洞、不切實際的。復興會要體現出自身的成熟和先進。看問題的目光長遠，就不妨在細節上多下功夫。”
“文強。你說得再詳細一些。”蔡元培在旁說道。
華興會起事失敗後，黃興、宋教仁率大批成員逃至上海，準備赴日避難。透過章士釗和蔡元培，黃、宋等人與復興會進行了接觸。爭執、辯論是不可避免的。有轉變思想的，也有固執己見的，華興會成立時間太短，顯然還談不上組織嚴密、思想統一。
沒錯，宋教仁便是轉入復興會，並留在上海的原華興會中的一員。而這也不併意外，從歷史上他能頂住一些留日學生罵他賣黨交結官吏，拒絕日本當局的重金收買，以民族大義為重。毅然把自己縝密考證所寫的《間島問題》一書提供給清政府，使日方製造的謊言和偽證難以成立，被迫放棄侵吞陰謀。便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方面，有著超越常人的理解。
同時，宋教仁對清廷搞立憲也有精僻的看法，和獨到的意見。他認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憲，因為立憲國家的一個基本要求——國民權利義務平等——是清廷無法做到的。清朝定製，漢人都要繳納地丁糧。而滿人非但沒有納稅負擔，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糧供養他們。這怎麼能做到義務平等呢？清朝的另一個定製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滿漢平均，有的部門甚至為全部為滿人所操縱，而全國人口滿人只佔漢人二百分之一，這怎麼能做到權利平等呢？
而宋教仁不僅學識好，在革命中還是個身體力行者，這讓蔡元培、章士釗自嘆弗如，視其為可頂替自己，並會比自己幹得更好的復興會領導核心的人選。特別是宋教仁的某些思想理論與陳文強倒有相近之處，更讓蔡元培等人堅信宋、陳二人在以後的配合工作中會比較默契。
事實上，就在陳文強在南洋各地訪問遊歷時，宋教仁已經是作為接班人在進行培養，接觸到了復興會更多的資料檔案，以及一些核心機密。等到陳文強回到上海，得到蔡元培的推薦告知後，他又秘密觀察了一番，終於同意了蔡元培、章士釗的建議，接納宋教仁為復興會新的領導核心的成員。
至此，陳文強才以真正的身份與宋教仁會面，宋教仁也終於知道了復興會二號人物“孫威”乃是在科學和工商領域風頭越來越盛的陳文強。
可惜的是，在陳文強不在上海這段時間裡，復興會雖有擴大，但也有令人遺憾之事。比如黃興決定暫時保持華興會的獨立性，已經率部分華興會成員避難日本；陶成章則仇滿之心既深且固，欲與江浙同鄉另立革命團體，但與復興會則願採取聯盟合作。
“反滿排滿”這個口號太簡單了，雖然很能激起漢人義憤，很能鼓動起革命風暴，但後遺症也是很大。象復興會這樣，把“反滿排滿”定義為“排滿者，排其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