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3-1905年開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後一次，也堪稱是最認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這場改革卻只能依靠行政手段來推行，本來就已經陷入*和失效的行政網路，正好藉助新政施展其最後的瘋狂。
“借新政之名，其實金錢主義”，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從辦學堂、辦警務、到興辦地方自治，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們藉機斂財的機會，各種田賦附加和捐稅，直接冠以各項新政的名義。
應該說，新政的實施，雖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但在大方向上與革命的目標是一致的，均屬於西式的向著現代化的改革。然而，對於這種改革的怨恨，卻成了同一目標的更大變革的起點，這對於清廷和民眾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
庚子以後，巨大的賠款和外債壓力，已使民眾對於經濟負擔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腫和失效的官僚體系更是難以承擔改革重負。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將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關頭才進行改革，社會根本無力承受越來越大的改革成本，更改民怨越大，分崩離析也就在所難免了。
儘管看到了這個歷史發展的必然，但陳文強並不認為推翻滿清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對在東京正籌備成立的同盟會也持保留意見。
古諺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由各路秀才人等所組成的“同盟會”正應了這條諺語。秀才們雖滿懷改造國家的理想和熱忱，但這幫熱血沸騰的年輕人手裡卻沒有絲毫的力量可言。儘管他們企圖從自己所掌握的現代社會理論和科學技術中尋求力量倍增器，但將要提出的綱領卻並不讓陳文強欽服。
排滿。依舊是排滿。儘管減少了漢人的阻力，縮小了打擊面，以至於大家都認為只要“韃虜”一驅除，自然就萬事大吉，革命成功。但也正因為如此，後來的革命也就到此為止。這就象倒影一樣，思想的高度決定了行動的遠度。
而“平均地權”代表的是脫離了國內土地利益的海外華僑之呼聲。但對於革命黨的大多數出身於國內地主階層的成員來說，卻是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分歧。不可調和，最後的分裂，事物的發展規律似乎決定了最後的結局。
再說，從陳文強接到的上海轉來的東京支部的電報中。這個正在籌備的同盟會愈發讓他感覺怪異。
看吧，革命的思路，源自美國的民主樣本；革命的榜樣，是日本的維新成就；革命活動的會場，是日本民間侵華組織黑龍會的“朋友”頭山滿友情贊助的；革命活動的資金，也要在海外華僑中募集，可能還有日本政府所授意下的在野日本人士的準官方金援……這樣的交情，還好意思提“侵略”二字嗎？
和日本聯絡得越緊密，陳文強越反感。別的不說。知道抗日戰爭就絕對不會對日本人有什麼好印象。
所以，陳文強在給上海總部的電報中便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聯而不合。保持獨立”。在電報中他還不忘提醒宋教仁，要保守復興會的機密，只讓東京支部與同盟會有所聯絡。
船輕輕搖晃了一陣，然後又平穩下來。陳文強站在甲板上，殘陽射來金黃色的陽光，遠處的海面也變了顏色。
在回上海前。陳文強去了廣州，既是給上海發電報。又是趁機向岺春煊撈取好處。聖旨未到，電報已到，奕劻和袁世凱的聯盟取得了黨爭的第一場勝利，那就是將岑春煊調任雲貴總督，而且“毋需來京請訓”。
岑春煊顯然是不願意去雲貴那種窮地方做什麼總督的，因為這將使他遠離權力中心（這正是奕劻的用心所在）。可他又沒有辦法抗旨，只能打主意暫避上海，以治病為由不去赴任，等朝中瞿鴻禨的策劃和幫助。
而卸任在即的岑春煊自然也產生了類似“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想法，盡最大的可能來結好陳文強這個立憲派新秀，並且在上海逗留更加方便。這其中，捐了官身的萬福華被任命為瓊州開發督辦，權力不小；瓊州新移民兩年不繳賦稅，並由官府編冊入籍；廣東海關對崖州各港進口的機械和物資實施稅務優惠……
可以說，陳文強第二次拜見岑春煊的時機很好，得到了很多意外收穫。而這些收穫無疑將給瓊州的經營創造很多方便，減少很多麻煩。
“大哥。”阿貓走了過來，手裡拿著從艙裡取來的、陳文強要的望遠鏡。
陳文強接過望遠鏡，瞭望著遠方，緩緩說道：“回到上海，就是考驗你的最後階段了。沒殺過人吧？心理障礙這一關不好過呀！”
阿貓想了想，說道：“雖然我沒殺過人，可死人是見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