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得標新立異，換個別的刑罰。好，變通一下，文明一些，換成絞刑也行。可你看那些貪官汙吏，收受賄賂，循私枉法，殺人者無罪，這難道是法律的錯？再說軍隊的紀律，沒有哪家軍隊公然說劫掠百姓是應該的吧，可還不是大行其道。”
“有那麼點明白了。”張繼似懂非懂，撓著頭，“還是仔細琢磨，還得認真思考。”
“有實踐才不會坐而論道。”陳文強坐下來，喝了口水，感慨道：“雖然時日很短，可我的感觸很深。就說施恩惠民吧，錢糧給老百姓發還一些，可怎麼個發放法呢？派人挨家挨戶送，不僅費時費力，若有人半路一轉身，把錢糧昧下了……”
概因人性的本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我們當然相信每個人都是純潔的。光明的，陽光的。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給他放縱人性的機會。不要誘惑人性，不要給好人做壞人的機會。那要怎麼做，才能夠避免這種情況呢？
當然是制度化。首先是由當地官員清點戶口，看看轄區有多少百姓，每戶人家按人頭髮放米票。老百姓就拿了這米票，去庫房領米。這樣一來，地方官見不到米。要想貪汙就必須偽造米票，可每張米票必須要派一個具體的人去領米。貪汙的成本很高。而倉庫的看守人員見票發米，如果發放的米糧與米票不符，那他可就說不清楚了。
但這個制度好象也不是多麼的管用，米票發放下去。老百姓拿米票換米，最後一清點米票，收回來的米票，估計要比發放下去的多不少。
就這麼嚴格的制度，還是有貪汙犯能心明眼亮的捕捉住了機會，偽造米票，竊取糧米。
有什麼辦法，徹底根絕*呢？辦法是有，但問題是制度化的設計需要監控成本的提高。最要命的是時間上來不及，等你全部防範妥當了，那得多長時間？
“……大家都來排著隊領。就總有人領完送回家又來排隊；每戶出一人，按手印領錢糧，可最後總有人家被冒領，自家卻還沒領著的；領票也是如此；發票呢，有人家說沒有發，可發票人卻信誓旦旦說給到他手中了……”陳文強一攤手。無奈又苦惱地說道：“看吧，除了殺人維持秩序。維持軍紀，我成天就琢磨這些個雞毛蒜皮的小事。這還沒坐堂審案呢，要是碰上他家丟只雞，你家丟捆柴，我可活不成了。”
“這比打仗可累多了。”吳祿貞深感同情，連連搖頭。
“一個小縣城都這麼麻煩，要是換個大城市，換成一個省，那還了得？”張繼也有些目瞪口呆。
“咱們得佩服老萬，把崖州搞得有聲有色。”陳自新唏噓不已，“不經歷，不知道其中的辛苦。曾胡左這三個人中，胡林翼英年早逝，卻以經營理財奠定湖北富強之基，聲名不在曾國藩之下，可見內政或財政之重要。”
“我們目前還缺乏這樣的人才。”陳文強點頭贊同，“設若在軍事上獲勝，我們能光復一省，而如何使這一省之人力物力盡快為我所用，為革命增添能量，繼續奪取勝利，就取決於內政的治理了。”
“我覺得——”張繼沉吟道：“會內應該有這樣的號召，使那些可能並不適合軍事的會員努力學習其他專業，就比如政務、經濟等等。”
“我會寫個報告，請本會考慮審議。”陳文強對此很是贊同，笑道：“按照計劃，大革命家很快就要登臺亮相了，咱們也確實需要一個能與北辰抗衡的明星級人物，需要一個領袖。所謂號令江湖，莫敢不從。”
要說起北辰在日本革命領域的聲名鵲起，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當時東京有數千名思想激進的留學生，宮崎寅藏恰逢其時寫出了《大革命家孫逸仙先生》，在留學生中廣泛散發。這篇文章對留學生的震動是無與倫比的，他們剛剛意識到要革命，這邊大革命家就已經出場了。於是，北辰於留學生中聲名大噪，所有的人都如久旱望甘霖，期待北辰的出現。
而復興會在發展了這麼長時間後，也意識到推出自己的大旗英雄的必要性。換句話說，復興會需要一個領袖，與保皇會的康梁，同盟會的北辰一樣。在復興會中，宋教仁無疑是最合適的。
才華橫溢、理論過硬，志氣逼人、行動非凡，精力過人、言語激昂。憑著這些優點，宋教仁不僅能使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還能使政敵聽來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聖。可謂是既有震撼力，又有威懾力。
領袖的推出，當然並不意味著專斷獨行，意味是絕對領導，意味著獨裁。這一點，陳文強和復興會的幹部，以及宋教仁都達成了共識，也是預謀已久的大事情。
不管你是不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