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邊聽，惱羞成怒地拿腳踢老範。小宏一手護我，一手護她：“好了好了，踢一下可以了。”老郝拿個紙巾盒等在邊上，擠眉弄眼。
他們對我，像絲綢柔軟地包著小拳頭，它在意想不到的溫柔裡，不好意思地笑起來了，生鏽的指節在嘎吱聲裡欲張欲合，還是慢慢地有些鬆開了。
老郝批評過我不看別的組片子後，節目組裡片子我都儘量看，別的電視節目也看，看時做些筆記，一是向人學習，另一個第二天開會發言，才能實事求是，對人對己有點用處。對自己節目的反思也多了。
白雲升負責策劃組開會討論節目，聽完了對我莞爾：“覺得你最近有些變化。”
唉，這麼大歲數了才有。
我在日記裡寫：“一個人得被自己的弱點綁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這些弱點怎麼也改不掉。但這幾年來，身邊的人待我，就像陳昇歌裡唱的，‘因為你對我的溫柔，所以我懂得對別人好’，能起碼認識到什麼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別人可能是對的’為前提來思考一些問題。”
年底開會的時候，我向組裡道歉：“不好意思啊平常太暴躁啦。”
大家笑，好好，原諒你。
我又不幹了：“喲，我就這麼一說，你們真敢接受啊，誰敢說我暴躁我看看。”
他們鬨笑。
後來送我一副對聯：“柴小靜，勇於自省，永遠任性。”
宋成年之後，我與他在柏大夫那裡見過一面，柏大夫說她一直有件後悔的事。當年父子倆在臺上，宋當著眾人面喊出“我恨你”時，她應該“託一下”這位父親。
意思是她當時應該讓男人講一講他的“無奈”，作為兒子，也是父親，被兩種身份卡住時的難堪和痛苦，讓雙方有更多的理解。每個人都是各種關係裡的存在，痛苦是因為被僵住了，固定在當地，轉不到別人的角度去體會別人的無助。
我聽到她說，也有一些懊悔，拍那期節目時，我才二十多歲，也還只是一個孩子訴說自己委屈的心態，並沒有去體會那個父親的困境。
柏大夫聽了微笑著說：“你那時很內向，看你眼睛就知道。”
她忽然開口說起自己。三歲之前，母親把她寄養在別處，帶著姐姐生活，重逢後她覺得母親不親，覺得母親更喜歡姐姐。五十年過去了，她養兩條狗來修復自己的創傷，“因為那個不公平的感覺一直在”。原先那隻養了六年的狗叫小妹，總是讓她抱，趴在懷裡，新來的流浪狗妞妞在旁邊眼巴巴看著，她想放下小妹來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讓出位置，她放不下來，也就體會了“當年一直跟著母親長大，突然加進一個成員時，我姐姐的難受勁”，知道“在每個角色裡待著的人，都會有很多不舒服”。
她說，知道了這一點，“我就原諒了我母親”。
生命是一個流動的過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現在長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夾在女友和母親之間，他說多少體會到了父親當年的感受。柏大夫說給他，也說給我聽：“和解，是在心裡留了一個位置，讓那個人可以進來。”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讓他在我這裡頭。”陳虻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我慢慢體會到，理解的基礎是感受。人能感受別人的時候，心就變軟了，軟不是脆弱，是韌性。柏大夫說的，“強大了才能變軟”。我有一個階段，勒令自己不能在節目中帶著感受，認為客觀的前提是不動聲色，真相會流失在涕淚交加中，但這之後我覺得世間有另一種可能——客觀是對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衝突的感受自會相互剋制，達到平衡，呈現出“客觀”的結果，露出世界的本來面目。
二〇〇七年之後，小組裡的人慢慢四散，調查性報道式微，小宏去了新疆，楊春去了埃及，小項天賀小鵬老陳強那時也都離開了“新聞調查”。我問過小項為什麼走，他說：“沒快感了。”他沒有跟大家辭別，選在記者節那天走——“為了記著”。辦公室我漸漸去得少了，都是空落落的桌子。後來辦公室搬到一個黑洞洞的沒日光的大雜間裡，原先臺階上一年一標的箭頭，被擦掉了。
老範也去了國外。
一年中我們幾乎沒有聯絡。我是覺得她這性格肯定已經打入異國社交界，別拖她後腿，讓她玩吧。我生日那天，她在網上留了個言，說一直沒跟我聯絡，是怕打擾我。認識這麼多年了，兩人還是這樣，能把一步之遙走成萬水千山……還好知道出發點，也知道目的地。
我和老郝相依為命，日日廝混。夜半編片子，有人給她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