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點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學問，很教授，很瀟灑，很老練，很成熟，與毛頭小子們果然不同。林斤瀾著重談小說技巧，不談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這個選擇他一直延續至今）。端木蕻良談到了李長之叔叔在《文藝學習》上發表的批評文章，關於典型問題，李說寫北京有這樣的幹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師則說自己與李都是教條主義——我的印象是，教條主義是一頂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後，傳出來一個說法，說是市文聯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個詞：“五小鬧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還有劉紹棠、叢維熙，可能還有邵燕祥幾個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動靜。文壇上的“詞兒”，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詩：“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賣雜貨》流行歌曲也唱：“風波浪裡危險多”。與當時的總的情況相比較，這倒也不足掛齒，它並沒有引起我的足夠的注意。很久之後我才明白，文壇多事，成為水深浪闊的險地，除了抓鬥爭的方針外，文壇本身的不忿兒，不服，白眼兒紅眼兒，惡語傷人或者傷人不帶惡語，也構成了每次大動干戈的輿論基礎，群眾基礎。
二十、大起大落（1）
這裡我要補著交代一下，一個是由於團市委領導的關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機部所屬的783工廠——北京有線電廠，任團委副書記。我原來說過，寫完反映中學生的《青春萬歲》以後，我要再寫一部反映大學生的作品。團市委領導王照華同志說，不要老寫小資產階級了，我就去了工廠。
工廠位於酒仙橋電子工業區，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工廠的對口援助單位是列寧格勒紅霞工廠，從廠長，到總設計、總工藝、總會計師，一直到車間班組，都有相應的蘇聯專家與我們並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與瑞芳在京結婚。她還有半年的大學沒有上完。《組》的所得已夠我們購置了當時條件允許的一些裝備，包括玻璃書櫃、一頭沉書桌、半軟沙發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裡，只想著天天與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師將他打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清樣給我，徵求意見。這也是毛主席說過的，批評誰先送過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評也可以反批評嘛。
此時蕭殷應約正給《北京文藝》（現名《北京文學》）寫一篇關於《組》的文字，他約我交談。我告訴他林的文章的事，並告訴他，林文指出來的幾處寫得不妥的文字與小說結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修改的結果。蕭殷非常重視這一情況，並強調此事必須說清，才是對黨負責的態度。我在給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說及了此事。
於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約見我，說是要就作家與編輯的關係問題開一個座談會，要我參加。我同樣感到了邵對於我的呵護有加。他說話中提到秦兆陽同志為人有些驕傲，看來作協領導有意對秦有所批評。秦因發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即現實主義就是現實主義，時代變了，但現實主義的精神不變……而引起了主流理論家的頭疼，張光年同志發表專文批評了此文。
談完話邵荃麟派他的專車送我回家，我感到榮幸。那時他住在大雅寶衚衕的一個小院。
在此座談會上，我對編輯部的修改抱一分為二的態度，我完全無意抱怨編輯部，更無推託“責任”之意。我比較不贊成的修改主要有兩處，一是寫到林震怎麼樣注意到趙慧文的白白的手兒，這是我那時寫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時候最不喜歡的寫法。一個是結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響了區委書記周潤祥同志的辦公室的門，被刪掉了，多少影響了小說的調子。對此，我並未在會議上挑明。此外，我認為他們修改的問題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說什麼劉世吾的“鷹一樣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談會上茅盾發言時就提到了這個例子。我覺得茅盾的發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給我一種零度傾向的感覺。
有關發言都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個年紀不輕的女作家寫來的，我記得她的筆名是“布文”，但此後怎樣找也是查無此人。她在信裡說，本應以此為契機把編輯們的問題好好說一說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麼令人不愉快地老練，給他們留了情。我按照她說的號碼給她回了電話，她笑著說“算了算了，現在也沒有像我這樣多事的啦……”
文壇的深淺，其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