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無所知。過了幾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說是毛主席對於編輯擅改《組》稿事震怒了，他老說是：這樣改缺陰德。
有趣的是我其時對《人民文學》編輯部的意見遠比對《文匯報》小，我的發言中倒是有不點名地說《文匯報》的話。該報的承受力很強，我發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與他的妻子姚芳藻。他們見我邊點頭邊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沒了脾氣。很快，浦熙修與梅朵登門拜訪，千說萬說一定要選載《青春萬歲》。也幸虧有這麼一選載，否則，一切要等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再說了。
三弄兩鬧，《組》的事不但化險為夷，而且變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當年“五·四”，我被評為“北京市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全國團代會上，團的中央委員（也可能是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上出現了我的名字，後未成——估計是由於基層對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當時有點精神危機，工廠的生活我並沒有鑽進去。擁擠的公共汽車，擠得滿滿堂堂的工人宿舍（原來按蘇聯圖紙修的是家庭用單元房子，變成集體宿舍，坐便式馬桶工人用著不習慣，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著長隊買飯的大食堂，機器運轉的噪聲與機油氣味，給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著一層。我定不下心來。我老覺得我應該有煥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來。我不那麼喜歡和同事談葷笑話，談級別和待遇，談平常的話題。我這時滿腦子是文學、藝術、激情、理想、深思、憂鬱、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恆、色彩與交響……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遠比此後40年就是20世紀的最後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緒更為偏激。我對反世俗的勁兒的切膚刻骨的體會太深太深。廠裡其實對我很好，他們已經沒法做得更好。廠裡給我一間宿舍房，除了四面白牆，那裡只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呆在這樣的房間裡我有一種空白的感覺。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陽走向西邊，我就覺得心神不定，恐慌，覺得自己在虛度光陰，覺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漸趨貧乏。
二十、大起大落（2）
我的對於契訶夫的迷戀也使我變得自戀和自閉起來，契訶夫的核心是對於庸俗的敏感、嘲笑與無可奈何的憂鬱。一個人追求一個有醋栗樹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顯得更加愚蠢乏味。一個女孩，過著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麼庸俗和無聊，她拋棄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斷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書，你不由得懷疑起那個叫做生活和日子的東西，世間有多少重複，多少從俗，多少隨波逐流，多少乾脆應該算是麻木的東西，有你不多，沒有你不少，不想則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應付過了《組》帶來的危機，我的應對還算老練得體，我希望我的面目煥然一新，然而，新起來談何容易？我甚至於想寫一篇能夠彌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為《無果花》，正像我熟悉劉世吾那樣的老氣一樣，熟悉年輕人在事業中的只開花不結果或只結酸果。然而，在為新的作品規定了題目以後，腦子裡變成了一片空白。
說來慚愧，新婚乍別，我感到了一種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來孤孤單單，心神不定，心慌意亂，心浮氣躁，我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躁鬱綜合症。是成了“名人”燒的？是終於患上了文學原植物神經紊亂？是新婚乍別症？是小資產階級脫離工農？還是反右前夕，密雲欲雨的低氣壓造成的經絡不通、脾胃不暢，水土不伏？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五七年的大鳴大放時期，外國人叫做百花時期，開始了又轉變了，結束了。
我被邀請到有關文藝工作的各種徵求意見會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傳部召集的一次會後，體己地告訴鄧友梅，說話要慎重，根據我的瞭解，領導方面並不喜歡那些“鳴放”。
我還擠出了時間與芳一起參加自費香山旅遊，趕上了大雨雷電，吃的是西餐。此後多次我去尋找那個我與芳住過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個地方叫做“香山別墅”。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試辦了自費週末旅行。反右之後，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一鍋端了，直到改革開放，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
我常常想起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第一部《兩姊妹》，書的開頭描寫夏天的克里米亞海濱，一個蒼白的現代派詩人貝克與妹妹達莎的結識。根據小說改編的影片旁白說，這是最後一個夏天了，人們還在享受，還在腐爛，然後風暴掀起，烈火熊熊，天翻地覆……（大意如此）。我也想起影片《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