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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最熱的時候,我和攝像走了一整條長安街,一路走一路拍沿途的建築
姜又兮:第一個片子,片子本身沒有什麼更多說的了,在那以前我從來沒有做過片子,所以出來的東西並不是現在最滿意的。我的第二個片子反響比較大,名字叫《揭秘國家大劇院》。當時國家大劇院是一個爭議比較大的話題,那是2001年,建造方案剛剛透過,由此引發的爭議非常非常厲害,有多名院士上書要求一定要撤銷這個東西,以至於這個方案最後要透過政治局最小範圍的討論來透過。當時潘力就對我說:“現在網上說的也挺多的,你看看吧。”我瞭解了一下,做了一個拍攝方案,就決定做了。
那時候特別費勁,雖然外面爭議那麼多,但大劇院認為你們再爭,再罵我們,我們不說話,是最保險的,所以他們寧可不接受採訪。我記得我當時光是攻關,天天跟他們死磕這事,給他們打電話,就這樣,我跟他們磕了差不多一個月。後來有一天,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說好吧,你們來拍吧。
其實在做的過程中,我覺得最難的是什麼呢?就是有多名院士上書,在這多名院士中有很多是非常有名氣的,在建築界很有名氣。我覺得最難把握的就是立場,你不能說我就是支援哪一個,因為這個工程已經在建了,都已經是既成的事實,它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在裡頭,但是既然有這麼多人反對,反對的人肯定也有其合理性在裡頭,我們的立場特別難把握。我覺得特別痛苦,磨了很長時間,我覺得特別難把握這個分寸。最後終於找到了那個點,我覺得真的是實打實做了那麼多采訪以後,聽了那麼多人的話以後,我最後才找到一個立場。
首先我把所有的觀點都擺出來,反對它的,他們有他們的道理,我絕對不會去醜化它;支援它的,他們也有他們的道理,我也要把他的合理性表達出來,但是最終我們要有自己的一個什麼東西呢?我的立場最終落在哪兒呢?當時我採訪設計師安德努,他說,一個建築,在你沒有真正置身於其中的時候,你說什麼都沒有用,建築是有生命的,不是說存在於圖上,或者蓋在哪兒就完了,整個建築的完成,需要很多東西的參與,需要陽光、空氣、風、裡面活動的人,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這才是一個建築的完成,只有它蓋在那兒了,陽光照進來,風吹過來,你坐在裡頭,你在這裡頭走,這才是一個建築的完成,那個時候你才能怎樣、怎樣,他那段話說得非常的巧妙,最後我們結在這上頭,等於說把兩邊的話都說了,我們並不給出一個非常明確的東西。
結果後來這個片子做出來以後,反響特別好。他們說當天晚上可能是一播完,餘秋雨就打電話過來給郭志成,還是給院長,評價我們做得不錯。
因為第一個節目是行動性的,比較粗糙,而且我在那之前根本沒有任何經驗就做了,這個節目才算是我在鳳凰真正做的第一個節目。當時清華大學有個教授還跟我說“哎喲,這個片子在我們建築界反響特別大”,因為這個片子裡探討了很多建築和傳統,建築樣式的發展,傳統和發展,中西的關係等等。甚至我記得在大夏天最熱的時候,我和攝像從長安街的中央電視臺開始走,一直走了一整條長安街,一路走一路拍沿途的建築,凡是有代表性的我們全拍了。當時我就說,整個長安街是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到現在,整個中國建築史的縮影,中央臺是80年代典型的火柴盒,旁邊的軍博就是59年十大建築,人民大會堂是十大建築,國貿,還有王府井門口的新天地,各個時期的我們都有了,但是就這麼拍下來,你的確有這個感覺,就是國家大劇院應該代表一個更新的、更有時代感的一個東西,而且在我對這些建築師,這些專家的採訪中,他們的思辯其實也引發了我很多很多的思考,就是他認為這個東西好,好在哪兒,他認為這個東西不好,不好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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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又兮(2)
我覺得做這個片子對我來說,就是學會了怎麼梳理一個複雜的問題,怎樣真正的在自己深入瞭解事件後得出自己的觀點和結論,這是那個片子給我最大的幫助。直到現在我還覺得一個好的節目最重要肯定是內容第一位,我們一直都強調故事性啊,講得好聽,但是再怎麼好聽,我覺得最最重要的,閃光的東西,應該是在梳理了所有的東西之後,你有一個對它的立場和評價,最後要提煉、提升出一種東西。
劉春老跟我說:“你太理性了,能不能多一點女性化的感性?”
記者:在你做片子的時候,你是做之前就想好要的是什麼還是邊做邊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