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又兮：我覺得這是紀錄片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於你永遠都不知道最後出來的是什麼，但是這是一個做片子的技巧問題，包括後來做《鳳凰大視野》，那麼大的節目，之前一定有充分的準備和一個想法、方向，不能因為紀錄片是永遠不知道最後是什麼，所以我就不管了，我進去就開始拍，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做非常豐富的工作，大量的案頭工作之後，說我這個片子大概要這個樣子。但是另一方面，往往最後出來的片子，絕對不是你最初想要的，其實是在做的過程中你會不斷地在調整，也許在做的過程中，你會突然找到一個“啊，我覺得這個點非常好”，我就要按照這個方向走下去了。在前期拍完了，我覺得我應該這樣來做片子，但是在後期編輯的時候，因為大量的思考是你在臺子上磨磨磨，剪的過程中進行的，你把素材不斷地搬來搬去，篩一遍，把粗的去掉，再篩，最後留下的是最好最精華的部分，然後你把精華的東西反覆地來回撥整，在這個過程裡，就是一個你第二次思考的過程，其實最後的結論，最後的立場，最後你把握的那個分寸，是在後期的過程裡完成的，它是一直在變的，所以我說不到最後片子播出，你永遠不知道最後你會做出一個什麼東西來。甚至有時候，包括在做關於越南的片子的時候，我記得都做了那麼長時間了，到最後合成的前兩天，我突然想到這個片子的點應該在什麼地方，然後我就上臺了，咔咔咔，把整個結構再調一遍！
所以我覺得紀錄片的魅力也在這兒，就是不一樣的準備會拍出來不一樣的觀點、視角，會使你關注不一樣的東西，在前期拍出來不一樣的東西。但是同樣的這堆素材，我給不同的人去剪，又會剪出來截然不同的東西。貫穿著我自己的思考，我關注什麼，我看重什麼，我認為這個東西里的關鍵點在什麼地方，但是這也是一個挺個性化的東西，所以劉春老跟我說：“你太理性了，你能不能多一點女性化的感性？”可能是因為我一開始接的片子都是這種，像《揭秘國家大劇院》，也許換一個編導來做，也許他更願意去做設計師的故事，或者關注這個建築會怎麼建造起來，但是我關注的是這裡頭的文化衝突，新舊文化、中西文化的衝突，我覺得這個更有意思，所以我去做這個。結果我選擇了這個點，它就註定了裡頭充滿了思辯色彩。
你要站在一個高度上，看他的人生，跌下來，起來，跌下來，起來，把這個人生起伏裡的無奈、感慨，這種人生的感悟做出來……
記者：你很幸運，在剛進鳳凰的時候，就找到了自己的態度。做完這兩期節目之後你又做了什麼？
姜又兮：從進鳳凰到現在，我做專題是做得最多的，《揭秘國家大劇院》完了之後我做了《山水可染》，是講畫家李可染的。完了之後《魯豫有約》開播了，我做了莊則棟那期，那本來是準備他們第二期做的，但是因為非常敏感，所以推後播出了。當時我記得老闆非常慎重，我在編的時候，正好老闆過來，他就專門調看了素材，調看了一段莊則棟談到他跟江青關係的，現在好像咱們的尺度放開了，但是那時候2001年底，播出是2002年初播的，老闆特別慎重，他專門看了那段素材，後來在正片裡那段只用了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個片子反響非常好。
其實你說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是我記得在我進入鳳凰之後，從來沒有人給過我定位，你想想，我來做的第一個節目，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就給我訂飛機票了，哪有什麼定位，就做唄。但是當時我記得，樊慶元也好，劉春也好，他們反覆強調一個概念，就總是強調講故事，一定要講故事，不管說什麼都要講故事。
記者：是什麼讓你一到鳳凰就如魚得水？
姜又兮：我覺得就是空間，一開始它沒有給你設限，沒有說你一定要做什麼，一定不能做什麼。
記者：那你仰仗什麼去做這些節目啊？
姜又兮：我還是說國家大劇院吧，做大劇院的時候，當時正好申奧，樊慶元就去香港了，他給我找了一個攝像，這個人是廣院的老師，整個節目就是我們兩個人拍下來，再沒有其他人，就我們兩個人，你說我仰仗什麼？誰給我指導？的確就是它給你很大空間。沒有人告訴我應該怎麼做，但是我記得，我的第一版做完以後，讓劉春看，我記得我在開頭還弄了一個多明戈在午門那兒演出的片段，然後說多明戈要演出，北京所有的演出場所都有問題，沒有一個現代化的、高階的、各方面都滿足的大劇院，所以就設在午門，但是設在那裡仍然有很多問題，好像我就用了那麼一個開頭，要把它拐彎抹角地說到正題上去，用很多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