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了，一個人是整體的感染力。有時候我跟記者講，你不要去說琢磨出來一個什麼問題，比如有些電視採訪，要讓觀眾看到我問的問題多麼巧妙，真正的目的面前，所有的一切考慮都不重要。比如《文濤拍案》，我會讓編導把我戴著耳機電話採訪之類的鏡頭剪掉，把我提問題的聲音都剪掉，重要的是讓他說出你需要的東西，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萬事萬物都是從心裡出發呀！
對於我來說，作為一個主持人，真的不是應該上學習班，鍛鍊演講，反而應該鍛鍊一下感受力，或者培養一下做人的良心。你有了這個，就能在臺上做出人的反應。《文濤拍案》，我可以不說，讓礦難的家屬說，她有什麼口才？方言別人聽都聽不懂。可是什麼能勝過她說？她說的是真的，什麼都勝不過真的！《鏘鏘三人行》，它早期是獨一的，我講的都是真話，我講我的生活體驗，我講我很小的生活圈子裡的一些生活感受，甚至講我在飯桌上聽來的黃段子。但是社會在發展，真是與時俱進，我現在痛感需要創新。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你都進入了競爭，不進則退，光講你那點事已經不行了。恰巧這個時候劉春出現了。
位卑未敢忘國憂
記者：劉春帶給了你什麼？
竇文濤：劉春讓我對內地電視臺有重新的認識。內地是有限制，但的確是精英薈萃啊。我說的精英不是業務上的，而是情懷。我這樣的人原來見到他覺得他有點二（北京話二百五的意思），比如他會在喝完酒說“位卑未敢忘國憂”啊。你想我原來接觸的圈子裡的朋友都是一些文藝圈裡的人，沒見過他這種人。
過去在鳳凰，我和劉春認識了兩年但是從來沒說過話，我們在走廊上見到，我也是低著頭走。但是後來他告訴我，他說他當時就相信，我們早晚會成為好朋友。他在我們公司待了兩年，後來我們終於算是相遇了。這個人非常有意思，他是我原來沒接觸或者說不感興趣的人。今天我的私人朋友裡也沒有他這樣的人，真的以節目為命呀，跟我們的節目同悲同樂啊。比如說《文濤拍案》，我們找了一個選題，然後在卡拉OK的包房裡，他能醉醺醺地把你拉過去，讓你看網上的論壇，說“剛剛播出的節目這麼多觀眾給你留帖，幾十頁啊，你看人們多麼擁護你”。我都忘了他給我戴的什麼大帽子了，好像是“為老百姓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我就覺得世上有這種人，這種人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情懷、家國情懷。人總是應該為弱勢群體做一些事，我過去不是這樣的人，我覺得我比較像個手藝人，我比較關心我怎麼把我說的這個事說得生動，這些才藝上的事。劉春，他是有慧根的，他有天賦的聰明勁兒，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不怎麼樣，但是他在業務上面，在節目的選題和策劃方面有一種閃電一樣的直覺般的一種聰明，我對他這種聰明，不是對他這個人，現在都有了一種盲目信仰。這正好我省事了，我不用考慮了。但是這種互動的過程也在改變我，一方面是觀眾反響收視率上得到的證實，比如他說應該為弱勢群體說話，應該去關注沒有人關注的人和事。
記者：他到底帶給你什麼改變？
竇文濤：過去我們是不說收視率這個概念的，那時候守在香港，連個網站也沒有，不知道觀眾的反饋，也落得個無知者無畏。那時候，在電視上我講的就是我個人，我講的人性就是我個人的想法，我講我個人的事情，我講我上哪兒玩去了，我講我個人的隱私，甚至於開始講黃段子。現在我才知道這些是怎麼樣地引起各方的反應激盪，當時不知道，完全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是因為這個，也闖出了名堂，人家說你是中國第一黃。（笑）
其實對黃段子我也沒什麼偏見，實在也不是我講得好，而是我講得早。那個時候真的不知道別人有什麼反應，所以初期《鏘鏘三人行》吸引人也是因為它的另類。首先在電視上聊天的還沒有，然後還有講男女，什麼都講。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對我的認識就是我是痞子、二流子、流氓這種人。《新週刊》講我說的是江湖式的語言，大概講的都是這一類的，就是我們平常朋友聊天這一類，我們就是用本色，就是把生活中的聊天儘量本色地搬上電視，於是在另類這個意義上引起了別人的注意。可是自己是很有限的，每天半個小時，已經說完了。於是這個時候我就傻眼了，或者我也沒傻眼，我也無所謂，我也不關心。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竇文濤（5）
這個時候劉春就說得注意一下什麼樣的節目反響大。對這個我過去都不懂，我是個很自我的人。什麼節目反響大？這裡面有沒有規律？我這個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