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印象是兩性之間的和諧與平靜。
伊馮娜？韋爾迪耶則描述了來自勃艮第的米諾的性格及其文化角色，她認為這些是根植於其“生物學命運”當中的；“從一個女人的生物學命運來看，這僅僅是她社會命運中的一個短暫停留。”女僕（通常在洗衣店工作）、裁縫和廚師在鄉村生活中掌握著知識與權力，她們根本不可能被關在家中。
阿涅斯？菲娜則分析了母女和男女關係對一位新娘的嫁妝有什麼影響，以此為基礎又繼續研究生物學現象是如何透過象徵手法來適應社會現實的。
這些描述具有永久的價值。這種文化中的平和極易掩蓋緊張與衝突，伊麗莎白？克拉弗裡和皮埃爾？拉梅宗便認為這些緊張與衝突集中在工作上。在舊式習俗中，女人的交換是嚴格按照財產交換原則進行的，妻子經常遭受毒打，而且不允許擁有食品室的鑰匙，有些婦女為了活下去被迫去偷竊。女人的尊貴通常都會被婚姻和對男人的恐懼破壞殆盡。非法懷孕將會受到嚴懲，未婚婦女的命運尤其艱難。寡婦被認為是危險人物，因為她們肯定是*旺盛的人，因此有時會被趕出家門，帶著僅有的一點用具和救濟品被迫住在茅草房內。年輕女人經常是老闆的獵取目標，經常被自認為是在表現男性魅力的男人所*。“*成了男人對待女人的正常方式中的一種派生形式……懲罰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種兩性標準導致了一系列後果：暴力、失落和死亡。”那麼這種對女性的殘酷*，是否來源於一種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繼承財產複雜親緣關係體系呢？ 此外，中央高原東南部地區此時還經常發生宗族間的仇殺事件，血案也是屢見不鮮。鄉村生活平靜與暴力這兩種狀態的鮮明反差可能是資料來源不同所致：有的是習俗與盡人皆知的事情，有的則是與衝突有關的法庭文書。87book。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婚姻與家庭（5）
城市家庭似乎比鄉村簡單得多，但也因社會等級和家庭型別的不同而有一些變化。從家到工作場所的距離是判斷家庭生活獨立性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可以從博尼？史密斯對法國北部中產階級婦女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出來。19世紀上半葉，這些婦女參與家庭事務，擁有書籍，而且還投資實業，但到了19世紀下半葉，這種傳統卻銷聲匿跡了，只在一些年老的寡婦身上還保留著一些痕跡。19世紀50和60年代，大部分婦女都從生意場退了出來，返回到家庭當中。這些家庭由於勞資關係發生變化而有了不同。種植園主不再住在工廠圍牆內或種植園大門附近。當這些人變得富有時，他們便離開臭氣熏天、煙霧繚繞的貧民窟，轉而搬到城市的新區，例如魯貝的巴黎大街建有一些華麗別墅——真正的“城堡”，工人在*期間便來到這裡嘲笑起鬨。婦女現在掌管著家庭事務和一大群傭人。
在這種環境中產生了一種家庭道德，其主要原則用史密斯的話說就是信仰高於理智、慈善高於資本、繁殖有理。繁殖為孩子眾多的資產階級家庭中那些沒有意義的事情賦予了價值：在1840至1900年間，每個家庭孩子的平均數量從5個增加到了7個。所有事情都顯得非常重要：從清潔到內部裝飾、按時祈禱（參見德韋里亞繪製的《一日生活》）；從女人最細小的事情到管理家庭賬務，所有這些家庭主婦都必須用丈夫授予她的權力管理好，同時還得向她丈夫彙報每一項具體開支的情況。每一項細節都具有道義上的重要性，比經濟本質具有更多的象徵意義。一個女人的生活就是一種語言，一種儀式，要遵循嚴格的規則。這些北方的中產階級具有極強的自我意識，他們既不悲觀失望，也不聽天由命，相反，他們試圖將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轉變成一種判斷，而這種判斷通常都是非常武斷的。這種看法有時被稱為“基督教的女權主義”（這能算是女權主義嗎？如果女權主義是指要求平等，那就不能算，因為這裡所說的與女權主義是兩回事），這樣聲稱的人是一些小說家，如《現實生活》的作者馬蒂爾德？布林東，以及朱利亞？貝庫爾、若斯菲娜？戴高樂，她們寫了本家庭史詩，詩中展現善與惡、女人與男人間的互相鬥爭。男人對權力與金錢無休止的慾望帶來了混亂與死亡，家庭中的天使、金髮碧眼的善良女主人公使家庭重新恢復平靜與安詳。
這種完美的家庭生活——帶有一絲聖潔的氣息，但並不是維多利亞式的，而是具有一種聖母瑪利亞風格——在資產階級的各個階層中都可以找到。顯然，家庭財產的多少決定著傭人的數量、名聲顯赫的程度以及家庭信仰和價值觀。在聖日耳曼郊區，貴族的懷舊情結非常強烈，而在其他地方，實用主義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