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生活中的反叛分子，其中許多人為靈魂自由付出了昂貴代價，成為暴力或情感犯罪的目標。隨著時間的流逝，婦女參與公眾生活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但又越來越程式化。現在還不清楚現代化是否加強了工人階級婦女的力量，因為外部力量正從各個方面蠶食著私人空間，而為工人樹立的榜樣大多也是男性形象，於是婦女在各種互相沖突的角色中間飽受折磨，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地方都在勸告她們回到自己的家裡去——法國總工會便有一張海報，宣傳英國式的每週工作時間。一些婦女對於根本不注意她們的工會和政治失去了興趣。
父母與孩子（1）
19世紀，孩子成為了家庭的中心，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重視。家庭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經濟、教育和生活上為孩子進行投資。作為繼承人，孩子代表著家庭的未來、家庭本身形象的對映、家庭的夢想及其與時間和死亡做鬥爭的方式。
這種投資——其中之一便是不斷提高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是給予單個孩子的。司湯達就說他父親“並不是將我看作一個單獨的個體來喜歡的，而是作為一個必須繼承家庭名譽的兒子來照顧的（亨利？布律拉爾）。”在法國，群體要優先於個體，“孩子利益”的觀念很晚才出現，即使到那時通常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