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與政、官兩屆的關係，從而確保恆久通暢的利益管道；對官僚來說，僅靠充當政界與財界之間的“粘合劑”，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且旱澇保收；而對政治家來說，透過手中的政治權力，換來大筆公共事業預算，藉此扶植家鄉的產業，既興國利民、回報鄉土，又能擴大自己的後援團體，兌現大筆的政治獻金，何樂不為？正是這種可使政、官、財三屆利益均沾的特殊利權構造，在自民黨內滋生了大量被稱為“族議員”的既得利益層（“道路族”、“建設族”、“郵政族”等，不一而足，連肩負國家防衛重任的自衛隊系統都產生了“防衛族”），招致國民和輿論的批判聲浪不絕。這客觀上也是構成自民黨“金屬疲勞”的原因，借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表達，是自民黨已過了“耐用年限”。
而最早做下黨的“金屬疲勞”病根的，是前首相田中角榮。這名沒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建築設計師出身的政治家，其所倡導的“土建國家”，本質上是當代中國“要想富，先修路”的樸素經濟發展觀的“東洋版”。《日本列島改造論》是一個旨在透過工程建設來維繫國家可持續性增長的宏大敘事，理想主義色彩頗濃。但其背後，則是驚人的金權政治黑幕。田中本人憑藉其在建築業上聚斂的財富，進軍政界，一路暢行無阻，不僅成為“道路族”、“建設族”的靠山，而且親手締造並長年執掌自民黨內最大的實力派系“田中派”，向首相府輸送了數任總理，其影響甚至在田中身後仍不衰。
洛克希德事件被輿論曝光，日本國民得以窺視“鐵三角”幕後黑金交易的規模和恐怖，田中本人也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金權政治的DNA和風土已然形成，積重難返。1993年，自民黨另一位大物政治家、黨副總裁金丸信及其秘書官生原正久因偷稅嫌疑被捕，黑金醜聞再次被曝光，東京地方檢察院“特搜部”檢察人員從金丸宅邸搜出價值連城的金融機構有價債券和金塊，令“泡沫經濟”初期像工蜂一樣勤勉的日本上班族驚愕不已，大開眼界。黨內外對金權政治的批判，客觀上也成為黨分裂的動因：自民黨資深議員小澤一郎和武村正義各自脫黨，旋即成了新生黨和*先驅。進而，八個在野黨擁立細川護熙聯合政權——自民黨執政三十八年第一次遭遇滑鐵盧。同時，以政治改革的名義，戰後實行近半個世紀的中選舉區的選舉制度廢止，實行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並立制，直至今天。
至於派閥問題，是自民黨政治的一種特殊現象，對此，輿論一向褒貶、評價不一：否定評價者認為它是現代*政治的“暗部”、長老政治的遺留，是自民黨尚未進化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黨的標識，同時也是金權政治在執政黨內蔓延的“元兇”；而作積極評價者（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則認為派閥是黨內*機制的土壤，是激發不同意見和討論的“誘發劑”，是人才輩出的聚寶盆。
自民體制的黃昏，兩黨政治的開端？（3）
真正做到了使自民黨延命者，是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這個打著“粉碎自民黨”、靠反黨起家的前黨總裁，在“構造改革”的名義下，極大削弱了派閥的實力。此前，歷代首相上臺，組閣名單幾乎都是與派閥大佬“協商”、“調整”的結果。只有小泉特立獨行，雖然自己出身於黨內最大派系“森派”（即“田中派”的繼承形態），但組閣時卻把自己關在小屋中，拒絕與“森派”掌門人、前首相森喜朗商量。而且，首相履新後，便正式退出了所屬派系。可小泉的失敗在於，削弱派閥之後，卻沒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養機制，乃至派閥瓦解後，黨內青黃不接。
戰後的自民黨，憑藉“1955年體制”的優勢，長年以來誠不愧為政治精英的“黃埔軍校”：吉田茂、鳩山一郎以降，石橋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和其後的“三角大福中”，及再往後的“安竹宮”，隨便拎出一個來，都是總理之器。就算1993年自民黨初次下野時，儘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黨內也還是有像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野中廣務等像模像樣的實力派政治家的人才儲備。但此番大選前夕，眼瞅著自民黨大廈將傾，勉為其難的麻生太郎慘淡經營，在血氣方剛、哀兵必勝的*黨的強大攻勢下，不說別的，單從人才上看，怕也只有訇然倒地之一途了。
再談近因。對自民黨的一次“迴光返照”式的有效調整，是小泉政權，他開出的藥方是新自由主義指向的“構造改革”。改革的成功，不僅成就了戰後屈指可數的長期政權，而且確實挽救了黨：2005年9月的“郵政選舉”，自民黨大獲全勝。可隨後，隨著美布什政權的終結，政治上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