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克富。
然後，在‘不論出身’的原則基礎上廣求賢能。他在署吏部事後，便責令所屬司官廉訪賢才，並將孰賢孰能登記造冊以備用；又授策天下有司曰，還要求地方各州府大力現人才，但系賢才，則出身皆不必論，必與推薦，不得故意遺漏。
接著，對初選出來的人才加以培養。高拱說：‘朝廷用人，必先養人，若無養之於先，則用之亦充數而已。僕誠yù養於未用之先，以辨其才；乃用於既養之後，以充其任。’他的主張是，將前一步初選出來的人才，先放到各衙mén或地方任屬官，使其積累經驗，朝廷也好辨其賢否，根據特點，委以重任。
還要對培養好的人才，因人授職、人盡其用。高拱說，不同的人才品德、能力各不相同。就像人的五指，大小長短截然不同，卻都有用處，關鍵是將這些人，安排到合適的職位上去……他把人才分為三檔，德才兼備者為上，有德微才著為中，有才微德者為下，但都可稱為人才，具有所用。他認為各部mén在使用人才時，關鍵是要‘量才使用，揚長避短，用其長則可盡其才，而事可成。若違其長而用其短，則鮮有不敗者’。他還提出，以才氣勝者，用以處理繁雜的事務，以道德勝者，用以擔任科道風憲；而正印宰治之人，則非德才兼備者莫屬。
而且，在對官員的處罰上，要區別大節與細微，不因有細微之過，一時一事之時失棄之不用。這也是高拱反覆強調的用人政策。在他看來，人皆有過，無過之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謂無過之人，不過是沒有具體做事罷了。一旦具體做事，其過必出。
所以高拱要求對‘細微之過’持寬容態度，要看其大節，對其過失做具體分析，要求‘糾劾官員，務要詳審較量，除官守大壞者照例糾處外。對於才能勝任但舉措失當者，當略其微；對於德行稍瑕，但已經改正者，不問其舊過，俱要曲加保全，以圖共濟。至於昏庸靡弱無一可表見者，雖然cao行履歷沒有過錯，也要核實照‘罷軟’事例議黜，以免妨礙賢者上升之路。’
並且指出，因為德才兼備者畢竟是少數。如果一味的求全責備、既往必咎，使幡然悔改者無路可投，只能徒讓庸儒自保者充任，朝廷又靠什麼人去建立事功呢？
同時，著重選配好要害部mén的正官，以及地方守令。所謂要害部mén的正官，包括相，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高拱說‘要得治天下，只在用人。用人只在三個人，一個相，一個冢宰，一個臺長。相得人，則能平章天下事務，件件停當。冢宰得人，則能進賢退不肖，百官莫不稱職。臺長得人，則能振揚風紀，有不法者，率眾臺糾治之，而政體自清……然這三個人中，尤以相為要。’又說‘守令之賢否，關係到生民休慼。使天下守令得人，天下太平矣。
他還對上述官員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作了論述。如宰相，其人‘必得心術正、德行純、見識高、力量大、學問充、經練熟者，方可為之。若不試以事，徒取文藝，不揀其才，徒俟資歷，則豈能遂為百官之師，平章軍國重事而無舛乎？’又如州縣的長官，他要求不但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從進士、舉人中挑選，還要有年齡限制，‘須有jīng力者乃可為之，五十以上，不得為州縣之長’。還要求具有一定的治理社會的實際經驗，他說‘州縣正官若以初任者為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略，漫無考證。乃即授以民社，待其敗事，然後去之，而民亦受其毒矣。’要求不對初次任官者，授以州縣正官之職，以免其誤民貽害。
以及，要儲備人才，建立主要官員的梯隊。他在奏疏裡述其事說：‘蓋用人不在用之日，必須預為之計。官之職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之宜於此者每二三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則天下雖有其人而資不相及、遠不可考，安得輳用乎！’其所謂的‘預為之計’，只是對緊要之官而言的。
最後，調整‘不得官於本省’的用人政策。‘自學宮外，不得官於本省’，是本朝國初以來的任官規定。高拱一面肯定這項政策的必要xìng，他說‘國家用人不得關於本省。是因為族閭所在，難於行法，身家相關，易於為jian，故必隔省而用焉，’一面又指出，這一政策只適用於省級政權，及其所轄的府、州、縣機構的正官，不應包括本省各級官府中的屬官在內。他說‘若夫學倉、驛遞、閘壩等官，其所司者，不過訓誨、出納之常，供應啟閉之役，非有民社之寄者也。而又其官俱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