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指責顯然過於簡單化了。一個明顯的反例足以推翻這種指責。1919年至1923年間，山西這個遠離沿海紡織工業中心的地方，棉花種植面積一直在穩步增長。原來，山西產出的棉花，在市場中一向有很高的聲譽——產量高、潔白度高。這種優質高產的聲譽顯然賦予了山西棉農更有利的市場地位，有助於山西棉農獲取更高的收益。這足以抵消自然災害帶來的對糧食作物的強烈需求。相反，在離紡織工業中心天津近得多的河北等地，棉花的種植面積卻因為自然災害明顯減少。更多的耕地轉而栽種糧食。
中國農民在種植方面的保守態度，實際上是他們面對自然災害造成的生存危機的正常反應。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反應是無可指責的。真正的問題不是怎樣改變所謂農民的“懶惰和無知”，而是怎樣降低中國農業生產工業原料時面臨的風險，並儘可能最佳化農民在市場中的處境。當然，同樣重要的是農業技術的革新和普及。
當時的中國農業，由於技術落後和承載人口眾多，很難實現大規模的產業化經營。分散的小塊耕地必然優先用來滿足耕作者所需糧食作物的生產。在這種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農民才會考慮生產那些可用於工業原料的商業作物。這種低彈性的農業生產結構顯然難以適應快速發展的中國工業。如果風調雨順，這種矛盾還不突出，一旦發生大一些的自然災害，農業對工業的支援能力就會大幅衰減。1923年前後的紗廠危機就是一個例證。
造成紗廠危機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國內紗廠的經營管理水平有待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