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將這種依靠高爾文個人領導能力發展起來的流程制度化，還是可能的。在20世紀80年代，當凡爾納·莫蘭德還是美國現金出納機公司的執行官時，他建議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僱傭一個“公司傻瓜”並從中獲益。就像莎士比亞戲劇《李爾王》中的傻子一樣，現代組織中的“傻瓜”是一個獲准“透過玩笑或機智問答來挑戰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專家證明真實而不可變的事。”儘管公司中的這類異類不需要穿著小丑那樣金光閃閃，掛滿鈴鐺的衣服，但傻子將要承擔“引發爭議，不尊重權威，拒絕深入分析的壓力 ”（這是對當權者說真話的需要，就像貫穿莎士比亞悲劇以及歷史劇的一個主題：哈姆雷特在上演他著名的戲中戲時，面對國王克勞迪斯和他醜惡的罪行時說，“我將在這出戏的內容中捕獲國王的良知”）
在今天的組織中，誰最願意扮演“傻瓜”的角色？
按照威廉·詹姆斯的觀點，天才……基本等於從另類的角度理解事物的能力。”20世紀80年代的顧問南希·裡弗斯的建議很有先見之明：傻瓜的角色——也就是對當權者說真話的人——由女性扮演也許比男性更合乎常理，因為前者“一直旁觀著從前的狀態……女性還沒有學會那些不恰當的原則，所以無須放棄什麼……也許在今天，女性是說出那些十分重要但大不敬的話的合適人選。”20年後，繼承了偉大的安提戈涅傳統的女性——安然公司的沃特金斯，世通公司的庫珀和FBI的羅利——因為她們有勇氣對當權者說真話，而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在全球的政治範圍內，因為在本國維護*勇敢的人們必須要面對放逐、監禁、暴力和死亡。在凱利·肯尼迪·科莫的書《對當權者說真話》中，足有三分之一這樣勇敢的人是女性。
一般來說，女性在為自己所堅信的事挺身而出時，會展現出無畏的勇氣。儘管我認為這種觀點很容易引發爭議，但在被*教堂褒獎過的人當中，女性殉道士的百分比似乎相當高。而且歷史上充滿了女性為家族的安全而犧牲的故事。
在對生物進化學發展的一次回顧中，羅賓？馬蘭茲？赫尼格描述了“哨兵”的角色：個別的鳥類、狐獴、以及其他一些動物中有一些為了保護族群安全，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扮演“瞭望者”的角色。赫尼說，一些人類也會扮演“類似哨兵的角色，比如說冒著失去工作、進監獄或者被警察痛打的危險，在權威面前挺身而出。”她提出的問題（但沒有完全回答）是，作為一個“哨兵”，既然在活著傳遞基因方面沒有太大的可能性，那麼他們的進化優勢是什麼？也許答案是，人類的確有繁衍基因的生物性需要，但人類還有一種超越這種需要的道德責任感存在。
絕對權力的危險
儘管在商業世界裡，現代“哨兵”們不會遭到生命威脅，但90年代專橫的CEO們充滿男子氣概的行為創造了一種文化預判：商業領袖必須果斷，強硬，負起責任；那些不是“團隊成員”的人將被毫不猶豫的開除。想象一下，要對傑克·韋爾奇（通用電氣前CEO），斯科特·麥尼利（Sun公司董事長兼CEO），安迪·葛洛夫（英特爾前執行官）或者拉里·埃利森（甲骨文公司CEO，譯者注，上同）說他們不想聽的話，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即使傑克·韋爾奇的仰慕者寫的書裡也說，偶爾有質疑者出現時，他表現的像個惡霸。在現實的例子中，那些持異議者據說被責罵，侮辱，毀謗：“一位前僱員說，韋爾奇在開會時表現的很有侵略性，讓人不寒而慄。他幾乎是在用自己的才智進行人身攻擊——批判，貶低，嘲笑，羞辱對方。”通用的前執行官之一，曾因質疑老闆而被韋爾奇當眾斥責的人，對阿斯本研究所研討會的一位會議主席承認說，韋爾奇盛怒之下的責罵之言“把我嚇得屁滾尿流”。
承認自己的錯誤也許是唯一一件比告訴老闆他錯了更冒險的事。在坦白很嚴重的錯誤時，對當權者說真話特別具有威脅性。很多經理的確因為害怕被暴君領導懲罰而變得不願冒險。為了讓人們從這種極為有害的恐懼中解脫出來，珀西·巴尼維克在80年代擔任ABB的CEO時，釋出了這些“管理行為總則”：
很明顯，行動（敢於冒險），做對的事，是第一等。
行動，做錯事（在合理範圍內，且有次數限制）是第二等。
不行動（而且錯失機會）是唯一不可接受的行為。
律師，會計，顧問等就職於專業服務性公司的人，他們負責為商業領袖提供坦率的評估、警告以及客觀的建議和忠告，他們在對當權者說真話時尤其要冒風險。這些專業人士十分清楚，趕走客戶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