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諛奉承，不會吹捧，胸中的憤懣一抒之於詩中，這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呢？有些事情，在當時好多人是糊塗的，現在回視，寅恪先生不幸而言中，這一點唯物主義能不承認嗎？到了“*”，黃鐘譭棄，瓦缶雷鳴，一切是非都顛倒了過來。寅恪先生也受到了殘酷的*，終至於不起，含恨而終。他晚年是否想到了王靜安先生之死，不得而知，他同王同樣是中國文化所託命之人，有類似的下場，真要“常使英雄淚滿襟”了。
總之，我認為，寅恪先生同父祖一樣，是把狹義的愛國主義與廣義的愛國主義集於一身的。陳氏一門三忠義，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他們都是中國知識分子傑出的代表。
我在這裡還想把寅恪先生等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同西方的愛國主義對比一下。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以前，也就是在還沒有侵略成性以前，所謂愛國主義多表現為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的鬥爭。到了資本主義抬頭，侵略和奴役亞、非、拉美時期，就沒有真正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只能有民族沙文主義。至於法西斯國家的“愛國主義”，則只能是想壓迫別人、屠殺別人的藉口，與真正的愛國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中國則不然。過去我們有愛國主義的傳統，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到了近現代，淪為半殖民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有別的人）拍案而起。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2）
中國同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點是頗為不相同的，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多半具有程度強烈不同的憂患意識。宋朝范仲淹著名的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最好的證明。我們一些俗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等等，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朱柏廬的《治家格言》說：“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這也已成為大家的信條。即使在真正的大好形勢下，有一點憂患意識，也是非常必要的，而絕無害處的。寅恪先生畢生富有憂患意識，我現在引他一段話：
餘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於事勢，噤不得發。陳寅恪：《寒柳堂集？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頁。
就讓這一段言簡意賅的話作本文的結束語吧。
1990年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胡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
作為學者的胡適
我認為，胡適首先是一個學者，所以我把評估他的學術成就列為第一項。這裡用“評估”二字，似乎誇大了一點，只能說是我對他的學術成就的印象而已。而且學者和思想家往往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硬分為二，是不得已之舉。其間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我不是寫《胡適傳》，我不想把他的學術著作一一羅列。如果舉書名的話，也不過是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想把他的學術著作粗略地分為六大類：
（1）早年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
（2）整理國故和《國學研究》；
（3）以《說儒》為中心的《胡適論學近著》；
（4）關於神會和尚的研究；
（5）關於《水經注》的研究；
（6）為許多舊的長篇小說寫序、作考證，一直到新紅學、《白話文學史》和《哲學史》等。
這六大類約摸可以概括他的學術研究範圍。
我對以上六大類都不一一作細緻的論述和分析。我只根據我在上面劃分中國近百年學術史的階段時提出來的三條線索或者三條脈絡，來籠統地加以概括。第一類中的三篇文章，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它們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據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語言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吾”、“我”、“爾”、“汝”這幾個人稱代詞。漢字是沒有曲折變化的，完全不像西方那樣。在西方語言中，人稱代詞有四格——主格、賓格、所有格和受事格——從字形上來看，涇渭分明。而漢字則不然，格變只能表現在字變上。這一點很容易為不通西語者所疏忽。胡適至少通英語，對此他特別敏感，所以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胡適自己說：
我那時對歸納法已經發生了興趣，也有所瞭解，至少我已經知道了“歸納法”這個詞彙了。同時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國文法與外國文法作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