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知識而受其實惠。《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1頁。
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認識。
談到國學研究，先要澄清一個誤解。我往往聽到有人懷疑：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怎麼會一變而整理起國故來？這是不瞭解全面情況的結果。胡適說：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1）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3）
（2）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3）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4）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同上書，第203頁。
原來胡適是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
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幾點總結。在成就方面，他認為有三項：第一項是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第二項是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第三項是考古——發現古物。同時，他也指出了三大嚴重的缺點：第一個缺點是研究範圍太狹窄；第二個缺點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第三個缺點是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他針對這三大缺點，提出了復興和提倡國學研究的三點意見：第一，用歷史的方法來儘量擴大研究的範圍；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第三，“專史式”的整理——諸如語言文字史、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風俗史等等。參見《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7頁。
以上就是胡適對整理國故的意見和貢獻。
至於《胡適論學近著》中《說儒》那一篇長達數萬言的論文，確是他的力作。他認為，“儒”字的原義是柔、弱、懦、軟等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屬於被周滅掉的殷遺民的傳教士。由於他們是亡國之民，他們不得不採取那種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
唐德剛先生對《說儒》這篇文章給予了至高無上的評價。他說：
適之先生這篇《說儒》，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
他又說：
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30年代”的巔峰之作。我國近代學術，以五四開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時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學干擾不大，所以宜其輝煌也。這個時期一過以至今日，中國再也沒有第二個“30年代”了。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274頁。
我個人認為，唐先生對《說儒》的評價和對30年代學術的估價，是頗值得商榷的。《說儒》意思雖新穎，但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郭沫若就有文章反駁。所謂“30年代”的學術成就，不知何所指。當時日寇壓境，舉國同憤，也不能說“干擾不大”。
關於適之先生對神會和尚的研究和《水經注》的研究，他的確用力很勤，可以說是半生以之。前者的用意在研究中國禪宗史，後者的用意在為戴震*昭雪，其成績都應該說是在《說儒》之上。
為舊小說寫序，作考證，在這方面胡適的貢獻是很大的，而影響也很大。在舊時代，小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由於胡適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小說公然登上了文學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貴的文學品種平起平坐。他對《紅樓夢》的研究，我個人覺得是合情合理的。至於與此有聯絡的《白話文學史》，我認為是失敗之作。因為白話同淺顯的文言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反不如用模糊理論來解釋——可惜當時這個理論還沒有產生。胡適有時牽強附會，甚至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中國哲學史》始終沒有寫完，晚年雖立下宏願大誓，要把它寫完，可惜他過早地逝去，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傑作”。適之先生在學術問題上有時候偏激得離奇，比如對中國的駢文，他說“有欠文明”。他認為“四六”體起標點符號的作用，他把中國中古期文章體裁說成“鄙野”或“夷化”，因為它同古代老子和孔子所用的體裁完全不同，同後來唐宋八家的古文，也迥然有別。他拿歐洲“修道士的拉丁”和印度的“沙門梵文”來相比。前者我不懂，後者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認為這是一位極其謹嚴的學者的極其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