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嶙峋、睿智心細、學貫中外等讚語來表達個人對葉氏的崇敬。1981年12月2日，臺北“中華電視臺”新聞雜誌節目以“奇才葉落”為題邀請黃少谷、錢穆、杭立武、李國鼎等人演講葉公超其人其事。他們均一致認為：葉公超生在國家的憂患時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場之中，可他又難改書生意氣，這正是他成為“悲劇主角”的主要原因。這就難怪程滄波在送他的輓聯中說他“蒼涼身世又誰知”，這真是他晚年抑鬱心境的最好寫照了。
參考文獻
秦賢次編：《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
陳子善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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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靜農（1）
為傳承文化嘔心瀝血
魯迅的嫡傳弟子
臺靜農在上世紀20年代的文壇上已有建樹，可在海峽兩岸長期湮沒無聞。
那是1925年，二十五歲的臺靜農和同鄉同學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等人組織了文學社團未名社。該社因李霽野翻譯的《文學與革命》一文惹禍，於1928年受北洋軍閥張宗昌*查封，到1931年正式解散。1928年和1930年，臺靜農出版了兩本深受魯迅影響的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均為“未名叢刊”，由此奠定了他的鄉土小說家地位。
臺靜農還是魯迅的嫡傳弟子。他在北京大學旁聽時，做過魯迅的學生，聽魯迅講《中國小說史略》、《苦悶的象徵》。直到晚年，他還清楚地記得魯迅講課時不似周作人死盯著講義，而是天馬行空地發揮，使學生學到許多講義上所沒有的知識。1926年7月，臺靜農編了一本最早研究魯迅的專集《關於魯迅及其著作》。1929年5月，魯迅到北平探親時，臺靜農和李霽野陪同他看望友人。1932年，臺靜農又陪伴魯迅發表震動古都的“北平五講”。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協助魯迅拓印漢石畫像。對臺靜農的所作所為，魯迅回報他以“老朋友的態度”1。對臺靜農20年代所寫的小說，魯迅不愧為知音，在他主持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他自己的小說入選了四篇，臺靜農也入選了《天二哥》、《紅燈》、《新墳》、《蚯蚓們》等四篇，是當時入選作品最多的兩位作家之一。
臺靜農的小說有濃郁的時代精神，反映了那個年代奮勵上進的聲音，對窮愁絕望的中國抱著悲憫與淑世的心情，正如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中所說：
要在他的作品裡面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
臺靜農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肄業後，先後在北平中法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廈門大學、山東大學、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
臺靜農生於1902年，安徽霍邱人。他的人生道路坎坷，在30年代連續捲入政治風波，以致三次坐牢。對1932年12月22日臺靜農突然被捕一事，魯迅曾先後致函王志之、曹靖華表示深切的關懷。
臨危受命出任臺大中文系主任
鑑於環境的險惡，臺靜農後來不再寫抨擊現實的小說而從事古典文學研究。
1946年，他應許壽裳之邀從四川來到臺灣。當時給他發聘書的是臺灣大學首任校長羅宗洛。接到聘書時，臺靜農還有一點猶豫，覺得隔著海峽太遙遠，但考慮到臺灣急需大陸教師去教受日本統治達半世紀之久的青年學子，又考慮到父母、兄弟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來，因而便下定決心離開四川，家人分四批走，先是由臺靜農夫婦帶著小兒子、小女兒來到臺灣，隨行的還有畢業於國立女子師範學校的助教裴溥言。
羅宗洛在聘書中曾介紹臺灣大學中文系規模宏大，可臺靜農去後發現這只是一個未落實的規劃。整個中文系只有一個教授、一個助教，學生還沒有招來。待新生到校時，大一國文列為必修課，由臺靜農主講。到了第二年，入學考試成績差的學生全部改讀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學生。這不是瞧不起中文系，而是因為光復前臺灣學生學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語言，故許多人不敢報考也無法攻讀中文系艱深的文字訓詁一類課程。可到了第二年，轉來中文系的學生中文水平提高後，均到別系去了，真正能念中文系的學生只剩一兩個人，連後來成了著名學者的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