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償還，將永遠受到良心的譴責！因此，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在我看來，魯迅的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國，是有現實意義的，它昭示了啟蒙主義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熱衷於中國製度的變革和建設，這確實是當今中國的迫切任務。但如果僅有單一的制度變革、建設，沒有相應的國民性的改造，就會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
五 錢理群：堅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別人的信仰（2）
○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們高喊民主、法制，但對民主的理念、法制的實質，都缺少理論上的深入討論，更不聯絡中國的實際。對中國自身的歷史實踐經驗，在“割斷傳統”、“全盤否定”的思潮下，自然少有理論的科學總結，許多寶貴的思想遺產因此被遮蔽、強制割斷；對歷史的失誤，一方面只限於道義的譴責，另一面又幾乎沒有進行理論的科學批判。因此，我們回顧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也許在翻譯闡釋，某些歷史研究、專業研究上，有所成就，或有可觀的成就，但理論創造和建設，卻是十分的稀薄，至今也沒有出現真正的理論家。與此同時，卻充斥著偽理論、偽學術。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理論職責，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失責。
○說正視歷史
每個民族在回顧二十世紀時，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回憶：這是民族的恥辱，也是精神的隱痛。敢不敢揭露這樣的全民族的精神創傷，正視其中淋漓的鮮血，正確地總結沉痛的歷史教訓，這是一個民族是否真正透過苦難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說二十一世紀伊始
二十一世紀伊始，當許多人處於絕望、虛無中時，我又回到這一命題上來，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這樣的警告：“尋找支撐自己的‘歸宿’，這本是人的一種本能的欲求；當個體生命因虛無主義而陷於極端悲觀、絕望、孤獨時，是很容易被充滿自信的強有力者的堅定、決斷所吸引，進而被其俘虜的。一個沒有‘自己的精神家園’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的人格的。”
○說民族主義情緒
過去的中國，一般認為中國人是一個講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熱，中國人像熱水瓶，是一個溫和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紀，這個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種狂熱當中，這種狂熱在中國傳統中並不多見，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國民性。原因就在於二十世紀中國始終處於想趕上、超過西方先進國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說，我們民族始終處於一種被包圍的狀態，被圍狀態形成突圍心理，所謂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這種民族主義情緒而產生的。
○說母語危機
（與精神危機）同時存在的還有中國母語的危機。這不僅是民族文化的危機，更是人的存在危機。當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生養、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一無所知，對其所蘊涵的深厚的文化，廝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以至心理上產生疏離感、陌生感時，就是在實際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機：一旦從養育自己的泥地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據，成為“無根的人”。
○說自省
我所有的言說，都不是為了批判別人，當然更不是用以維護某個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擺脫內心的黑暗，是一種自我清理、清洗、清算與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乾淨而坦然地去見“上帝”。
○說生命的高峰體驗
“單純與明淨”正是這幾十年來一直夢寐以求的學術境界，人生境界！儘管我在與先生（指王瑤先生）相處十多年間，這樣的狀態僅見過這一次，但就是這瞬間印象卻幾乎照亮了我此後的學術與人生道路：無論處在怎樣的外在與內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學術的幽林，就安靜、平息下來，進入生命的沉潛狀態。如我在《與魯迅相遇》的“後記”裡所說：這“不是對現實痛苦的迴避，而是使這痛苦更加刻骨銘心，並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國家、民族、人類的大問題，感受人生的大悲歡，生命因此得到了昇華與自贖”。在這樣的生命的高峰體驗中，自我心靈就達到了單純與明淨。
○說獨特的生命體驗
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後，精神家園的內涵也就更為豐厚。在那一個早晨，（我）獨自坐在屋前的平臺上讀書，突然發現，更準確地說感受到了寂靜：“它無聲，卻並非停滯，在無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