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夫子那裡，狂與狷就大大失衡，狂放之氣溢於言表。翻開《孟子》，觸目皆是“萬物皆備於我”、“天將降大任與斯人也”、“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一類嘐嘐之言。
孟子的這種狂氣到明代王學發展到了極致。王陽明說：“我在南都之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有人說王學的精神就在於一個狂字，此言可謂不虛。以後的王門弟子，出來之後一個比一個狂放，成為晚明一大景觀。
梁漱溟的人格和學脈都來自王學，自然也繼承了從孟夫子到王陽明的這路狂氣。1924年，泰戈爾來華，梁漱溟向他介紹儒學之ＡＢＣ，對狂狷之氣大加發揮，重點推崇。他告訴泰氏：“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裡面很認真；好像各趨一偏，一個左傾，一個右傾，兩者相反，都不妥當。然而孔子卻認為可以要得，因為中庸可能，則還是這個好。其所以可取處，即在各自其生命真處發出來，沒有什麼敷衍遷就。……狂狷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態度。”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以梁漱溟的真性情，要他像孔老夫子那樣得“中行之道”，顯然是有點勉為其難，所以他寧願取狂放的偏路。好在狂也是“中行”的題中之義，不失為儒家精神之一種。
不過，從孟子、王陽明一直到梁漱溟，他們狂的哲理依據和心理資源究竟是什麼呢？余英時先生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有句斷語，叫做“良知的傲慢”。話雖苛刻了點，但確是這麼個意思。且以梁漱溟為例。梁像孟子、王陽明一樣，將人心與天地萬物視為一體，他說：“吾人生命原自與天地萬物一體而無隔，顧人不自覺，卻墮於形氣之中，分別物我而小之耳。”梁相信宇宙與“我”本是“通而為一”的，只有我們精神墮落時，宇宙才與“我”分開。一個天資卓越出群的人乃不為塵世所蔽，能夠以個人的道德修煉和內在的精神超越透過不斷的反求諸己“致良知”，與天地宇宙合二為一，世界本我，我本世界。肉體降臨現世，是為奉天的意志，拯救眾生，這就是儒家文化裡面的“承天命”。個人的良知既與天地結通，又有天命在身，自然超凡脫俗，有了狂的資本和資格。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2）
梁漱溟對自己“承天命”是深信不疑的。還是在那封給兒子的信中，他躊躇滿志地寫道：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沒有人能夠深窺其學說之真諦，此事除我之外，當世無人能作。古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是我一生的使命。要等到《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寫成，我才可以死；而今後中國的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也正需要我，我更死不得。這一自信，完全為確見我所負使命重大而來。
使命感，這是儒家精英主義的根本所繫，對於一個確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來說，因此而無限放大自我，將一己之自然生命與整個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人格的豁達總需要某種超越意識，梁漱溟堅信自己與天地相通，所以，無論是冥冥之中的死神，還是現世中的淫威，皆不足為懼了。見過樑漱溟的人，都會發現他老先生身上有一種大氣象，這大概就是孟老夫子常愛講的那種難以言之、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它也是一個儒者狂的底氣。
底氣足不足，不是一個個人意志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修煉的問題。用孟子的話說，浩然之氣是要“養”的。儒家的狂放與一般淺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在其狂的背後有德性和知性支撐著。
按照儒家的內聖外王精神，一個聖人要治理天下，不僅要有治國的謀略——這還不是主要的，尚屬雕蟲小技，更重要的是為天下樹立自身的道德表率，即由孟子提出、後來為明末泰州學派的領軍人物心齋先生所發揮的那層安身為本，反求諸己，身正而天下歸也的道理。梁漱溟在為學為人方面與心齋先生最是相投，他將身正的意義也看得很重。30年代搞鄉村建設時，他在對自己的學生講話中說：“我覺得必須有人一面在言論上為大家指出一個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為上大家都有所信賴於他。然後散漫紛亂的社會才彷彿有所依歸，有所宗信。一個民族的力量，要在這個條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會多年來所需要者唯此。”
在梁漱溟看來，個人的道德修養，不僅是個人呈現良知、成聖成王的必要功夫，而且關係著國家民族的盛衰安危。正是懷著這樣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