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3 / 4)

天下立身的重大責任,梁漱溟長期以來一直過著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規範的嚴謹生活,對自己的要求比清教徒還要苛刻。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論裡,他獨重“慎獨”二字,以為此道是孔門修己之學的精髓:“修齊治平都在誠意上用功,都在慎獨;慎獨是貫內外的活動,亦即修身為本之實行。”他的慎獨之徹底,不用說平時的言行,連自己隔夜做的夢都要認真地加以檢點。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記中自責“夢中念頭可恥”,次日又記:“思議大學修身為本疑問若干則,夜夢起念頭可恥馬上自覺。”不用說,這樣嚴厲的道德自律,一般人很難堅持下去,只有梁漱溟這樣胸懷大志的人才能幾十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

嵇文甫在30年代出版的《左派王學》一書中曾對心齋先生的格物說有過一段評語:“他講格物之‘格’如格式之格,殊有意味。他要以身為家國天下的‘格式’,……這樣講法,個人地位特別重要。帥天下以仁,‘出為帝者師,處為天下萬世師’。看這樣個人何等的偉大,這也是表現出一種狂者的精神。”梁漱溟的狂,未嘗不可以作如此解讀。

一個人要狂並不難,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之中,狂者也不乏其人。但一般人之狂,大多要麼是缺乏真性情的虛驕,要麼是才氣有餘、德性不足的傲慢。狂,最難的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

梁漱溟的狂是很見真性情的。孔孟二位老夫子“中行”不可得,退而求次求狂狷,看中的也是狂狷中所透出的真性情。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說:中行之道“退能不為,進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長也。後人舍狂狷而別求所謂中道,則誤矣”。如果“中行”之中少了狂狷二氣,則與孔夫子、孟夫子咬牙切齒所痛恨的“鄉愿”也相差無幾。梁漱溟在這點上看得很真切,他說,鄉愿沒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應付得很好,人家稱他是好人,這種人外面難說不妥當,可惜內裡缺乏真的。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3)

近代中國險惡的政治環境與1949年以後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使得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失去了真性情,聰明者以“外圓內方”的方式處世,而更多的人則流於鄉愿,如孟子所抨擊的“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多少過去是那麼自負的知識分子經歷思想改造,尤其是暴風雨般的政治大批判之後,早就失去了狂氣,也就是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在權勢面前只剩下謙卑和怯懦。

唯獨梁漱溟,還是一如既往地狂放。這自然引起了與權勢的衝突,爆發了那場有名的同毛澤東的當面頂撞。這是現代中國兩位同樣自認“承天命”的偉人之間的人格較量。不過,一個代表著政統,另一個代表著道統。梁漱溟在政統面前之所以沒有其他知識分子那種虔誠的謙卑,乃是因為他自信作為一個儒者,對於王者負有義不容辭的進諫義務。按照儒家的觀念,王者必須有“道”,必須施仁政。一個政權是否是仁義的,不能由其自身判定,只能由代表著道統計程車來裁決。即使是英明的王者,也必須時時接受士的進諫和教誨。梁漱溟就是以“為王者師”的傲慢姿態出現在毛澤東的面前,他以這種傳統古老的典型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毛澤東、對新政權的忠誠。他希望自己是魏徵,而毛澤東則是20世紀的唐太宗。於是他狂得那麼忘乎所以。可惜的是梁漱溟完完全全看錯了一切,他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空間,面對著錯誤的物件,悲劇性地扮演了一個錯誤的角色。

然而,如此多的歷史磨難似乎並沒有使他改變什麼,在以後的歲月裡,他仍然是那樣的真,那樣的直率,那樣的狂放。他一直到死都不曾世故過,都沒有學會鄉愿。無論做對做錯,人格總是透明的,始終不失其單純的赤子之心。他的個性是執拗的,當批林批孔人人都附和著時勢、鸚鵡學舌時,他老人家偏偏要站出來為自己一直崇拜的孔子辯護。梁漱溟不贊成批孔,這倒也就罷了,更令人驚奇的是,他明明恨林彪,卻非要同眾人死辯林彪就是沒有一條“政治路線”,儘管這給他帶來的政治麻煩要遠遠超過前者。戴晴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爭個明白,這正證明他的迂直。在那個充誅著假話的年代裡,梁漱溟保持了敢於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童真,他捍衛了自己說真話的尊嚴。

最使人震驚的是,當人們問他受批判的感想時,梁漱溟幾乎是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的狂在此刻達到了巔峰,以至超越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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