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為翁先生就是一極好的反證。”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詠霓》，《獨立評論》，第97號，1934年。
那麼，好人當政的結果又是如何？蔣介石主政的整個三四十年代，至少為“好人政治”提供了兩次實驗的機會：1935年的“人才內閣”和1948年的“行憲內閣”。每當瀕臨危機時，蔣介石總是選擇翁文灝這樣的公認的才俊組閣，以期挽狂瀾於未倒。在這兩次實驗中，翁文灝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而十三年以後他又進一步出面組閣，連司徒雷登也為此歡欣鼓舞，以為將開出“行憲”後的“新氣象”。可惜的是，翁內閣僅僅存在了六個月零兩天就嗚呼哀哉。從表面來看，翁文灝是被那個自以為是的王雲五所誤（這個商務老總以為推廣金元券就像推廣他的四角號碼詞典一樣簡單），實際上，國民黨腐敗到那個份上，即使幣制改革成功，也最終難免一敗。政治體制不變革，縱然有一打翁文灝這樣的好人當官，又何嘗能補大局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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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灝：一個科學家的錯位（3）
翁文灝的悲劇幾乎是宿命的。“生於末世運偏消”的他，僅僅憑藉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無法扭轉一個專制體制必然厄運的。這樣一個體制，總是扼殺具有宏大眼光和變革意識的真正的政治家，只會將本來更適於坐在處長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錯置於部長甚至更高的高位。在這種體制中，陰差陽錯的翁文灝與其說是幸運兒，倒毋寧說是犧牲品，一個為腐敗體制陪葬的犧牲品。
儘管翁文灝是不懂政治又誤入仕途的一介書生，但他畢竟是一個“極明察”之人。到1948年年底，當他看清了這個政權的癥結所在，便決意與跟隨多年的“恩主”分手。在蔣介石的另一寵臣陳布雷服藥自殺、為蔣殉葬的時候，翁文灝卻不顧蔣的再三挽留，辭去了行政院長的職務。翁文灝與陳布雷在經歷上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差不多是同齡人，且都是蔣所信任的寧波人。兩人皆書生本色，都是一再推辭而不得，捱到1934年，才前後到蔣的身邊就職。同樣的知遇之恩，同樣計程車為知己者死，同樣的到1948年年底看清大勢、頓悟人生。相比之下，陳布雷的傳統文人氣太重，竟然棄世而去，臨死前的遺言中還對蔣戰戰兢兢，忠誠不貳。而翁文灝，畢竟在歐洲接受了四年西洋的教育，作為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雖然身上還殘留著傳統士大夫的心態習性，但整個人格較之陳布雷已經獨立了許多。同為救國心切，陳布雷無法將國家與蔣氏王朝區別開來，翁文灝卻能在最後一刻發現二者之間的疏離，並決然棄蔣而去，投入和平的陣營。在糾正錯誤這一點上，翁文灝倒表現出了科學家的瀟灑本色。
1950年年初，翁文灝在英國拜訪李約瑟爵士，目睹昔日老友著作等身，學業鼎盛，不由得觸景生情，黯然神傷。一個科學家，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為國家利益驅使，不惜犧牲自己的專業，棄學從政，官至一品。但最後留在歷史上的，竟是一紙辛酸。如此結局，又如何不讓人悲哀！
在現代中國，像翁文灝這樣既有傳統功名（早年曾經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頭銜的知識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半中半西，本是“五四”知識分子的時代印記，翁文灝的所有悲劇似乎都可以在他的知識背景中找到某種解釋。如果有幸遇上一個太平盛世，一個開明體制，也許還不至於犧牲得如此廉價。然而，種種錯位，種種短拙，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灝，究竟是你負時代呢，還是時代負你？
歷史已經過去，一切早已糾纏不清，我們所能記住的，只是在那個時代裡，一個不乏正直、才幹和德性的科學家，那些錯了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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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1）
在他晚年的時候，有一次學術圈的老友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沒有回答，反問了李濟一個問題：“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如今的讀者，對蔣廷黻大約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寫過《中國近代史大綱》，其他還有什麼呢？當年，他與胡適一樣，可是個風雲人物。在他的履歷表上，有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中國駐蘇聯大使……此外，上不了履歷的，還有《獨立評論》的發起人、“新式專制”的鼓吹者等等。然而，看一個人履歷，依然無法窺得他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