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從頭說起罷。
大致來說，蔣廷黻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中屬於棄學從政的那一批人。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當清華改製為國立大學，他被校長羅家倫從南開挖到清華，領導了一個學術重鎮的歷史系。中國史學當時還是乾嘉的天下，剛到清華，他就碰到一件怪事。他想找眾所公認的漢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教授漢朝歷史。他問：“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楊先生面露難色：“我從未想過這些，書中沒有討論過這類問題。”蔣廷黻發現，西方的史學經過若干年積累，已經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歷史知識。但中國的史學只有豐富的史料，對歷史卻沒有一個整體的理解和共同的規範。每個人都是專家，研究都是開天闢地，從頭開始，往往重複別人的工作，進步有限。他決定大刀闊斧地改革，發掘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如張蔭麟、吳晗等開新課。前年，何炳棣先生訪問上海，曾經談到，當年的清華歷史系在蔣廷黻和雷海宗先後領導下，隱約形成了一種學派，這就是與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陳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種清華學派：重分析，重綜合，重對歷史的整體理解。蔣廷黻本人就是這一學派的身體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將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對歷史的獨特看法之中。半個世紀以來，又有幾本近代史著作超過了它？當今專為獲獎度身製作的“煌煌鉅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小冊子的份量。什麼叫經典？這才是經典。李濟之先生說過，蔣廷黻的著作雖然不多，但他“為中國近代史……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
不過，從骨子裡看，蔣廷黻與其說是一個學者，還不如說是一個士大夫。這是“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通態。他們不會僅僅安於治學問，還要走出書齋，匡治天下。這也與蔣廷黻對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有關。民國以來，政治壞得不得了，知識分子常常痛責知識分子自己不爭氣，沒有擔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蔣廷黻也這樣認為：“中國二十年內亂之罪，與其歸之於武人，不如歸之於文人。”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文人——知識階級重文字而輕事實，多大道理而少常識。中國知識分子太怕清議，愛惜羽毛，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他甚至咬牙切齒地說：“我國幾千年來最無貢獻的階級是士大夫。我心發火的時候，不免要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鼓掌。這當然是氣頭話，當不得真，但從中可以看出蔣廷黻對宋明以來士大夫空談心性、大彈道德高調的痛恨。李敖對多少前人長輩嗤之以鼻，偏偏對蔣廷黻讚不絕口，說“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蔣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蔣廷黻所要求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真精神”。
李敖說得不錯，蔣廷黻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種敢於擔當、敢於犧牲、敢於行動的經世之士。曾國藩可以說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但又可惜曾文正公生得太早，對西洋文化、現代化不甚瞭解。他認定，知識分子要做現代人，而現代人是動的，不是靜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所以他不會滿足於清華園內的安謐與舒適。他聽到的，常常是校園外隆隆的炮聲和饑民的啼哭。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寧，很想動動，走出去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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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2）
“九·一八”事變以後，蔣廷黻、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一群自由知識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討論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蔣廷黻建議辦一個週刊，胡適很是猶豫，因為《努力週報》留給他太多的教訓。蔣廷黻一再堅持，並取得了丁文江的支援，最終胡適也同意了。每個發起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作為經費。這樣，便有了那份著名的《獨立評論》。胡適雖然是刊物的靈魂，但蔣廷黻當之無愧為《獨立評論》之父。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1）
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是既在山中又在山外，“在山”固然乾淨，“出山”也未必不潔，就看怎麼個“出”法。然而，事與願違，丁文江的一生，偏偏是“出山不比在山清”。掩卷扼腕，我只能長嘆一聲：丁文江，可惜了。
說起丁文江，如今一般的讀者對他的印象似乎很模糊了。依稀記得他是個地質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與張君勱有一場出名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其餘大約就不甚了了。近來丁君頗有點時來運轉，僅今年的《讀書》雜誌，就有多篇文章提到他。儘管語焉不詳，